对于大多数人而言，知道山西煤商邢利斌，是因为一场婚礼。不然的话，他的声名仅限于山西省内。2012年初，他在海南三亚“一掷7000万元”，给女儿办了一场极尽奢侈的婚礼的消息，曾铺天盖地的被许多报道过。那么，邢利斌突然被警方带走，是不是与其负债有关系呢？

　　3月13日，兴业银行全资附属的兴业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向高院起诉，要求高院颁令禁制邢利斌与其妻处理在港资产，包括二人拥有的上市公司首钢资源的股份等。到目前为止，邢利斌的联盛集团负债近300亿，已基本失去债务清偿能力，且面临欠缴税款、职工养老保险金、工程款、材料设备等多项财务问题。

　　现在回看起来，这场婚礼可能并非“炫富”这么简单。去年8月初，联盛集团发家地山西柳林县的煤炭工业局局长杜彦斌公开对爆料，柳林众多煤企中，联盛集团的日子最不好过，甚至从2011年7月开始就欠发员工工资。

　　但那时的联盛，看起来似乎“不差钱”，2011年，邢利斌在6月和9月分别向一所名校和一所电力大学捐助了500万；而在2012年3月，除了举办海南的豪华嫁女婚礼外，他还向第三所大学捐赠了500万。

　　不排除邢利斌“一掷千金”是出于捐资助学的公心和爱女之情，但其背后“强撑门面”的可能性更大。在焦煤价格狂泻，主业销售疲软的时候，之举极可能是在营造“我依然过得体体面面”的印象，而这种印象有利于企业融资纾困。“因为银行都希望借钱给有钱人。”

　　现实中，很多银行和信托公司都是听到企业欠薪或和供应商闹翻之后，才知道企业出了问题。因此，很多企业为稳住债权人，也乐于在获得融资后营造“良好印象”。

　　联盛的负债膨胀历程，的确和这些举动有着时间上的“巧合”。一家为联盛融资的信托公司管理报告显示，2012年9月末，联盛的资产规模约137亿，其中负债约72亿。也就是说，从2012年第三季度至2013年11月末，不到5个季度的时间内，联盛的负债膨胀到近300亿。可以说，联盛的大规模借债正是从其董事长2012年“7000万嫁女”之后才开始的。

　　2002年，煤炭行业正处于极度疲软的阶段，只有2亿元财政收入的柳林县决定转让下属的兴无煤矿，当时兴无煤矿虽然年产60万吨，但负债接近2亿元，欠发工资近5000万，当地许多国企都不愿意接盘。邢利斌则以8000万元的价格接收了兴无煤矿的经营权，并承担了1.93亿元的债务和3.1亿元的资源价款。

　　也正是这个让看来“极其冒险”的动作，让邢利斌很快地站在了山西煤老板前列，也由此开始组建山西联盛集团，此后的一系列扩张收购也颇有“兴无煤矿”的收购风格。2008年7月，兴无煤矿、金家庄煤矿、寨崖底煤矿在境外成功上市。2009年9月，联盛集团又与华润电力合作，先后在中阳、交口、石楼、孝义县等县收购了39对矿井，整合后形成了煤—焦—化、煤—电—水泥两条产业链。

　　要知道，发展后的联盛曾经富甲一方——其所在的柳林县，财政收入位列山西省县级第二，而手握全县一半以上煤矿资源的联盛，至少贡献了其中的三分之一。2009年，邢利斌以34亿身家，跻身胡润能源富豪榜第22位。但邢利斌打造“煤焦企业航空母舰”的目标并未止步，最高峰的时候，邢控制了柳林超过80%的地方和集体煤矿。2009年之后，他更将触角伸向教育、房地产、农业。

　　最夸张的一个数据是，联盛的资产总额从2011年底的138亿，暴增至2012年底的476.6亿，一年内翻了近两番。但是一年之后，2013年11月29日，总资产600亿的联盛集团因资金链断裂，提出重整申请。所谓重整，又叫破产重整，是指借助司法程序，为已经资不抵债，但尚有造血功能的企业撑一把伞。伞之下，生产经营可以继续，债务可以停息止付，逼债催债可以冻结。同时，资产获得保全，法院不能执行拍卖，债权人不得哄抢。

　　12年来，山西联盛在中国的产业、金融两界，获得了传奇般的扩张，其控制人刑利斌也一度被戴上“煤炭大亨”的桂冠。这种扩张背后，凭借的就是强大的资本运作能力。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上半年，就有国开行、晋商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太原并州支行、华夏银行太原五一支行、深发展、柳林信用社等曾为联盛集团提供过贷款。国家开发银行山西省分行，共借款41.5亿；山西省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下属63家农信社，共借款41亿，成为牵涉最深的两家金融机构。与联盛集团有业务往来的，还有建设银行、民生银行，平安银行等多家银行。截至目前，上述诸多银行对联盛集团均有不同程度贷款余额，共同构成了153亿元的银行借款。

　　出于风控考虑，一般银行贷款基本都要有足值抵押物，煤企就用主体公司股权、采矿证作为抵押，而大多数贷款都要有投资项目作为支撑，单纯的流动性贷款一般也很难申请到。这意味着每一笔银行借款背后都是一次不同程度的项目扩张，这些项目让联盛集团迅速做大，相应的债务规模也如同滚雪球一般迅速膨胀。对于煤企来说，要想不断从银行获取贷款，就必须不断上马新的项目，而上马新项目又需要从银行获取贷款，两者互为、相辅相成。这种“短融长投”的模式，不同程度上，伴随着每一个煤企的成长。

　　但是，2011年四季度以来，煤炭价格一直呈现下滑态势，联盛集团主产的焦煤价格，从2008年最高时的每吨1500元下跌过半。2013年前11个月，大型煤企业利润同比下降37.03%，33家企业亏损，占比36.7%，亏损额同比2012年增加16.7%。2013年上半年，联盛的利润也从2012年末的9.77亿，跌至1.6亿。让人颇为惊诧的是，负债从2012年底的134.68亿，暴增至315.16亿。

　　对于联盛集团而言，不但需要找资金继续投资尽早出产能，而且还必须应对不断到期的借款和利息支出。在银行借款难以为继之时，就不得不引入较高成本的信托资金甚至民间资金。

　　据理财周报记者不完全统计，2010年以来，联盛集团通过信托渠道先后融资总规模也超过了百亿元，涉及信托、山西信托、中建投信托、信托、华融信托、中江信托、长安信托、五矿信托等多家信托公司。事实上，邢利斌和联盛集团所面临的高负债率下的融资风险并不孤立。

　　2010年前后，向煤炭产业投以重金的中信信托曾预测，煤炭行业的利润率在15%到35%，而且至少在未来的五年到十年，煤炭供不应求。仅就山西一省，就有一千亿到两千亿的资金需求。一时间，中信信托成了行业的标杆，大批信托公司也在积极抢占山西的煤炭市场；2011年正是西北地区煤炭整合时期，大多数煤炭企业都因为资金不足而利用信托进行高息融资，而彼时房地产受政策，煤炭因此成为信托资金最看好的行业。

　　但是，一旦融资方资金链出现断裂，动辄数十亿的抵押品价值就可能成为空头支票。据悉，目前约有1400多亿元矿产能源信托面临兑付风险，而煤炭矿产则是其中最主要的部分。

　　除了信托，联盛集团还背负着巨额的民间借贷。山西柳林县实为山西省民间借贷极为发达的地区之一。柳林曾一度是国定贫困县，因煤炭储量丰富开始逐渐活跃起来，然而在柳林县大力发展煤炭产业带动一批煤老板暴富之后，高利贷的阴霾开始在这个不大的县城，在煤炭市场未见颓靡的时候，高额利息能够及时到账，民间融资产业链不断扩张。

　　而高利贷的风靡也成为了目前困扰柳林的最题之一，随着煤炭行业景气度不断刷新下限，高利贷成为压倒诸多煤老板的最后一根稻草。诸多老板被警方控制，民间借贷陷入崩盘风险，但柳林县始终未公开当地高利贷案的详细情况。

　　一个值得一提的细节是，2012年春节后，被称为“王行长”的王凤连涉嫌非法吸收存款被柳林县刑事，随后被。有消息指此案涉及近百亿元民间借贷资金，远超温州吴英、鄂尔多斯苏叶女等。而据报道称，王凤连被警方控制后，柳林警方根据举报查获满满一编织袋的银行打款收据，其中还包括联盛给王凤连打的四张欠条，总额为22.6亿元。

　　银行、信托和民间借贷这3个渠道，为联盛堆积起了近300亿的债务。那么，一个县级民企，靠什么能借到这么多钱？

　　作为当地最大民企，联盛已经一定程度充当了地方建设平台的角色，不少带有公共服务色彩的项目已成为了其业务板块。比如，其投资了38亿建设农业生态文化园区，让2万多名当地农民流转到农业合作社。联盛解决了柳林县2万余人的就业问题，而该县人口不过30万。显然，当地怎么强调联盛对当地社会稳定的重要性都在意料之中。

　　不管和谁借钱，通过什么方式借，都要有个信用问题。联盛最大的信用，就是地方的背书。在联盛的借贷运作中，不管是金融机构或民间借贷，都看到了其背后有的影子。

　　地方为联盛背书，不仅在贷款前，也在联盛后。2013年11月29日，柳林县受理了包括联盛在内的12家企业的重整申请，县对此表示支持并参与了此次重整。重整后，联盛有9个月的时间不需要支付任何负债本金和利息。12月6日，国开行联合13家金融机构向山西省委、省提交了《关于省委省出面协调联盛重整时间的紧急报告》，在报告中，债权人指出：此次重整是联盛和地方法院单方发布联盛重整进入司法程序的消息，他们事前没有收到任何法律文书。重整过程的不公开使得债权人担心自身的利益受到。

　　“7000万嫁女”究竟是出于何种考虑，只能猜测，但从行业来看，近些年乐于炫富的“土豪”群体，其所处行业都有着明显的特征，即都是周期性极强的行业。

　　在这样的行业中，当行业进入下行周期，债务人产销受阻，资金回笼困难，便有了借贷冲动。因此，企业必须营造一种实力尚存的印象，以便从外部融资；对债权人来说，这个行业并非一蹶不振，行业总会进入上行周期，因此也才有放款的必要。煤炭、钢贸等行业是典型。除煤老板外，钢贸老板的“显摆”早已闻名遐迩。在钢贸行业最红火的2009年前后，上海、江苏一些钢贸市场的豪车停泊密度堪比迪拜。2013年，钢贸老板因负债“跑”，丢下百万奢侈房车而不管的事情时常发生。

　　在借贷关系中，最可靠和最不可靠的信用都是人的因素。在中国民间借贷发展早期，血缘、共同文化和乡谊等因素都可以作为信用的。但随着民营经济壮大和扩张，这些地域性较强的信用纽带，既无法适应民间借贷资金体量的膨胀，更逐渐和金融资源的流动相脱节。因此，在民间借贷中，更加具体化的奢侈生活方式及器物成为了信用的新载体。

　　但2011年是转折点，这一年，中国P增速开始下降。包括尚德、联盛在内的一批明星民企纷纷出现债务问题，“在现在的温州，一个小区的整排别墅可能只有一个产权所有者，但这个人却无影无踪，因为已经逃债走了。这些空无一人的房子在当年的放款者眼中，是极好的信用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