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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Q 报道 消失的煤老板
  •   煤老板,一个带有鲜明时代烙印的群体。自20世纪末期起,煤价随经济勃兴飞速上涨,煤炭储量丰富的山西大地上,数不清的财富陆续诞生。

      但煤炭能制造一夜暴富,也能让撕裂变形。对于煤老板们而言,那时的山西充满了改写贫苦命运的机遇,却也让他们感到风险丛生、身不由己。利益空间随着煤价上涨急速膨胀,但并未随之产生明确秩序。缺乏规则的中,人们习惯于用与解决问题。巨额利益背后,亦隐藏着不为所知的危机。同行踩踏,官员,……置身于凶险厮杀的丛林中,煤老板们赢得财富的同时,却无力掌控自身命运的。

      煤老板因时代的潮水生发,也因时代的潮水。2008年后,山西兴起轰轰烈烈的煤炭改制重组,煤老板们手握巨额资金从历史舞台上四散离去,各自走进人生的下半场。煤令他们在时代中获取可观财富,也令他们在潮水退去后命运落差。这黑色的矿石像是派来成色的工具,如何管理支配手中财富,重新找寻人生的方向与价值,成为后半生无从回避的课题。的差异,对时代的不同理解与应对,将曾经相似的人生导往了不同去向。

      7月初的一个下午,47岁的朱新宁坐在西四环外一家高尔夫球场 VIP 包房里,猛吸了几口烟,不住叹气。他望向窗外不时飞起的高尔夫球:“你看到了吗?我就跟那些被击出去的球一样,被一步步赶出了山西。”

      八年前,他的人生轨迹曾险些终结在山西太原国贸大酒店44层。那天中午他和人谈完生意,感觉有些倦了,特意订了一间客房休息。他拉上窗帘,关掉手机,想暂时与隔离,哪怕只是几个小时。但他怎么也睡不着,烦心事一遍遍在脑海里上演。光线太黑,空调太冷,在床上躺了一阵,他生出极端的念头,起身打开窗户,想要一跃而下。

      无论是在太原,还是两百多公里外的家乡县城,他在人们眼中都是成功人士,时代的宠儿。在这个以煤炭为命脉的省份里,他拥有储量上亿吨的煤矿,那是不可再生的资源,也是源源不断的财富。

      但煤炭能制造一夜暴富,也能让撕裂变形。过往十余年,他时常感受命运被煤炭。二十多岁时,父亲带他承包下离村头五公里外的一对煤矿井口,只是为了谋生,让村里人看得起。但后来,同行举报,官员,,日子久了,终于积蓄到他无法。雇佣多年的包工头突然,声称掌握了他多年来偷税违法的,他五千万元现金,否则就把他送进。这笔钱他出得起,但他咽不下这口气。

      几个月前,山西煤价经历了一轮史无前例的暴涨。前一年底他曾许愿煤价能超过600元,好多还一点高利贷。而第二年春节过后,两三个月之间,煤价便飙升到了1600元。这几个月里赚到的钱,超过过去十几年的总和,但他反倒感到不解与恐惧——突然获取与付出不相匹配的东西,是幸运,背后很可能是陷阱,甚至。

      他设想起跳楼身亡后的场景,不忍家人人们议论指点,终究还是放弃了。他关上窗户,一步步退了回去。

      平复了一会儿心情,他语气镇定地打电话叫司机来接他,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他管理着近两千名员工,有时看看下属走的姿势,就能察觉到对方最近可能过得不太顺心。但对他自己而言,商场就是战场,想在凶险中,控制乃至伪装情绪是必备的能力。

      事后他反复回想起站在窗前的那一幕。他觉得人来到走一遭,一要做到被需要,二要做到被尊重。他觉得当时二者都没做到,不甘心就这么死。

      谈论八年前的这段往事时,他语气平静,眼下的生活和煤炭已经全然没了关系。未遂几个月后,一家国企以近十亿元的价格收走他的煤矿,留给他45%的股份。

      最近三四年来,他习惯了待在这间包房,其实只是偶尔打球,更多是把这里当做与接触的据点。当煤老板时忙碌惯了,如今即便无事可做,他也很难习惯每天待在家里。他身形瘦削,习惯穿运动装,很难从日常言谈举止上看出过往印记。他知道煤老板是个让很多人皱眉头的身份,很少主动谈起自己的过去。那些经历有些令人咋舌羡慕,煤价一个月就能翻倍,有些让人提心吊胆,矿难、坐牢、。

      7月末的一个晚上,一位叫黄治华的煤炭贸易商约朱新宁一起吃饭。黄治华几年前曾在创办过一家叫做阿丫团的互联网团购网站,在“百团大战”中败下阵来,又回到了煤炭的老本行。尽管已经回山西做了四五年煤炭贸易,但他还是习惯性地每个月在住上几天。他害怕一直待在山西会跟不上时代的脚步。“临汾的生活太单调了,在我能感受到各种各样的活法。”

      两人聊起离开煤炭行业后的经历。朱新宁从山西来到的过程匆匆忙忙,甚至有些逃亡的意味。 2010年春天,一家四口带着几只拉杆箱,住进了香格里拉酒店,随后在租房、买房、装修,过了整整两年,才算正式安顿下来。

      2009年动过念头后,命运的震荡仍在继续。朱新宁在煤价暴涨时的恐惧不安日后得到了,那段日子,成为了煤老板们的狂欢。

      2008年9月,山西襄汾一座尾矿库溃坝,277人死亡,消息震动全国,以遏制矿难为由头的煤炭兼并整合旋即启动。或是成为国企股东,或是将煤矿售出套现,无论如何选择,民营煤矿主们都不可逃避地失去了对煤矿的控制权。煤老板这个名词,从此成为了过去时。

      对于突然无事可做的煤老板们来说,如何支配手头的钱和时间,成了后半生的头号课题。差异对命运的影响显露出来,曾经相似的人生,就此开始分岔。朱新宁也不情愿地成为了其中的一。

      突如其来的巨额财富,反倒让他心生遗憾。他计算过煤矿的储量,至少还可以开采40年,利润很可能不止于十亿。但他也感到些许庆幸,因为国企的介入解决了他受人的危机,“算是有了靠山”。为了避免再次卷入类似的麻烦,他退出煤矿日常管理,带着全家人搬到了。

      倘若只以财富的数值来评估人生满意度,朱新宁初到时理应感到满足。但恰恰相反,他陷入了人生最迷茫消沉的时段。他曾管辖着近两千人,有专职的司机和助理,出门时身上不用带任何东西,一切都有人打理。但到了,除了有一大笔钱,一切都要从头来过。

      来前三个月,父亲胃癌去世加剧了他的消沉,他不止一次地产生,看到父亲的幻影出现在天上。对抗失落的方式是坐在家里打电脑游戏,没日没夜地打。做煤炭的朋友前前后后来到的也有不少,经常叫他喝酒,但他极少去,别人过得好,心里受刺激,过得不好,情绪会传染。他打的是 windows 系统自带的蜘蛛纸牌,没什么技术含量,一次能连赢一百多把,但还是一天接一天地玩下去,纯是时间。每到吃饭时间,妻子就做好一碗面放在电脑桌上,他不说话,吃完继续玩。

      失落不适,是许多煤老板在那一时期的共同反应。有人沉浸在的欢愉里转移注意力。四年前我曾采访过一位名叫李长伟的煤老板,当时他刚从南非狩猎回来,打了四头大象、六只长颈鹿,五只斑马,花了四百多万。那年他先后去了三次非洲。“别人都打羚羊之类的,我不打,要打就打大的。前半辈子太压抑了,既然来过瘾那就过足。你能懂那种感觉吗?”

      有人选择参加培训学习,借此摆脱暴发户的标签,获取更多的尊重。大同的煤老板冯学光讲话习惯以古语开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煤改之后,他先后报读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哲学班和大学的国学班,讲话习惯就是在那时养成的。“人有了文化,表达想法的方式肯定跟以前不一样。这些思想进到我血液里了。”

      也有人开始着手尝试新的事业。就在朱新宁陷于心理恐慌的同时,五六公里外的五道口,几个来自山西临汾的煤老板已经摩拳擦掌准备冲进新的战场,带头人便是黄治华。在临汾的煤老板圈子里,他显得和其他人不太一样——很多人觉得煤老板等同于出身农村欠缺文化的暴发户,但黄治华出生在临汾市区的公务员家庭,在南方当过兵,端过铁局的铁饭碗,在上海做过环保生意。他喜欢读书,欣赏安·兰德的思想,觉得那才是真正值得过的人生。

      比起其他煤老板,黄治华提早两三年告别了煤炭,去南方做起了水处理生意,错过了2008年煤价疯涨的狂欢。但在同行们眼中,他也因此更懂得煤炭以外的世界如何运转。他们将手头财富聚拢起来,成立了一家投资公司,交由黄治华牵头打理。

      黄治华那年34岁,属于煤老板中相对年轻的一批。他渴望在比煤炭更“高级”的生意。“煤老板三个字的潜台词就是暴发户。暴发户是什么?思想知识水平不足以驾驭那么多的资产,靠的是一些特殊的方法。说白了,都是跪着赚钱。”

      关于公司如何命名,股东们有过分歧。有人提议要带有“晋商”两个字,黄治华觉得这两个字框住了格局,最终起名“盟动力”。煤老板的标签贴在身上这么多年,他想撕下来。

      “煤老板”这个称呼频繁出现,是在2002年之后。在此之前,煤炭在山西是门乏人问津的辛苦生意,敢于投身其中的,往往都是无可寻的落魄人家。投入大,利润低,还总是收不回账款,大多陷于债务的泥潭。如今身家数亿的朱新宁便是其中之一,90年代末,他曾在春节前三个月就挤出两千块钱交给妻子保管,以免过年时买不起年货,穿不上新衣服。

      在朱新宁的记忆里,前半生贫穷乏味,充满了苦痛。 四岁时,因受村里大户排挤领不到粮票,父母带着他和两个姐姐、一个妹妹,搬去三十公里外的另一个村子,谋一份木匠差事养家糊口。六口人的家当,一辆手推车就全部拉完。父亲背着他,翻了一座又一座山,一走,一哭。

      时间倒退三四十年,朱家的生活是另一番光景。朱新宁的祖父在平遥做商号掌柜,全山西都算得上富贵人家。父亲六岁时,祖父去世,祖母不得已改嫁,家境日渐衰微。及至家庭成分判定为地主,用朱新宁的话说,无尽的厄运开始了。

      土改伊始,朱家的大院便被公家收走,只留下一间狭小的偏房,三间宽敞的宅子分给了各有十几号人的两户人家。几十口人挤在一间大院里,总有大大小小的纠纷口角,因为阶级成分低,最弱势的总是朱家。

      一种念头在朱新宁心里强烈地升腾起来:离开这里,去外面的世界。读书是当时能想到唯一可行的径,他别无选择。中考时他考上县一中,所有考生里排名第七。

      这个排名成了他学业的顶点。家庭、见识、生活习惯、兴趣爱好……种种因素构成了一道无形的墙,将他与县城的孩子划分为两种不同的人。他想融入城市摆脱农村给他的烙印,努力地花费时间结交朋友,学习却在这个过程中渐渐掉队了。到了高二下半学期,他已经清晰地到,凭成绩考入大学新生活,是一场遥不可及的梦。

      读高二时,他与一个同班女生谈了恋爱。女友的父亲几年前离了婚,在做服装买卖。高中毕业后,他和女友一起去帮忙打理生意。几个月后,父亲告诉他承包了一对煤矿井口,希望他回来帮忙。两人一同回了山西,结了婚。

      私人进入煤炭开采从80年代末开始,当时为解决能源短缺问题,中央鼓励山西做大煤炭产业,一时间几乎村村有矿,数量上万家。但国营煤矿很难过活,只好承包给个体,最早的“煤老板”由此而生。

      随后近二十年,朱新宁的人生起落与煤炭绑定在一起。日后煤价疯涨时,总有人感叹他未卜先知,提前站上了时代的潮头。但在当时,却只是迫于谋生的无奈。他的父亲拿着每月五百元的工资,却要养活二男六女八个孩子。父亲当时的心态是:只要能比五百元多就行,如果赔了,反正本来也没钱。承包井口的六万元,全靠东拼西借。

      当时煤价一吨三十多元,每吨能赚三五块钱。承包第一年,矿里出了一万吨煤,但到年底时能收回的钱不过四五万元,就连去小卖部买洗漱用品都要赊账。工人们领不到工资,便派几个人跟着他四处要账,名义是陪同,实质是。连续三四年,朱新宁一年四季都在周边县市要账,常在大年三十晚上才回到家。

      但当时间的脚步迈入21世纪,煤矿主们突然发觉,命运变了——2002年1月,国家取消电煤指导价,煤价进入市场化,翻着番地上涨。面目的催债人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带着大捆现金求着买煤的人。他们满脸堆笑,到矿上拉煤的卡车排起长龙。

      巨额利益的下,越来越多的人抛掉往日营生投身其中。这其中,就包括黄治华。他辞去了父母精心安排的铁系统的,开了一家洗煤厂。“现在老说风口,什么是风口?对那时候的山西人来说,搞煤炭就是最大的风口。”

      黄治华感叹,当年的钱来得实在太容易。那时逃税成风,拉煤不开税票,买通煤检站就能放行。黄治华一次上山拉煤,赶上省里突击检查,各货车在煤检站外排了几十公里。他的十几辆车等了一天一夜才被放行,没想到却因祸得福,一夜之间,煤价就涨了两成。

      也就是在那几年,原本土气的临汾城变得五光十色。煤炭的勃兴带动了商业的繁荣,也激发起黄治华消费的。手握突如其来的财富,二十六七岁的他没有耐心待在洗煤厂,而是不分昼夜地泡在的灯红酒绿之中。“除了吸毒犯罪,你能想到的男人能干的坏事,那时候全干了。”

      醉生梦死的生活持续了两三年便难以为继。到了2006年,洗煤生意因长期疏于管理陷入瘫痪,妻子不愿再他颓靡的状态,挣来的钱也已挥霍无几。他觉得没有脸面在临汾继续生活,离了婚,关了洗煤厂,去了南方。

      那一年,他正好三十岁。水处理虽远不如煤炭赚钱容易,但他却觉得庆幸,感觉及时认清了人生真实的面目。“说白了,搞煤炭挣钱的方法太初级,这种钱你能赚多久,将来怎么办?”

      那时的他希望生活离煤炭越远越好。两年后,最疯狂的一波煤价上涨到来,但已跟他无关。他觉得这是不幸,但也是幸运。“当人的阅历和不足以驾驭那么多财富的时候,太多的钱很可能意味着一场灾难。”

      后来他曾反复听闻煤老板豪赌破产或是吸毒身亡的故事,第一反应不是惊讶,而是后怕和庆幸。“如果不是当年收手得早,我很可能会,进也很有可能。”

      黄治华在三四年间体味了煤炭带来的大起大落,而当时的朱新宁,仍于入不敷出的泥潭里。井口五年合同到期后,他东拼西凑了六百万元承包了县里另一处煤矿,虽储量可观,但因需要从零开发,回收资金的速度远跟不上投入。

      与煤相比,更令他烦恼的是人。身负巨债的同时,周围的人却以为他早已成为富豪。回忆当年,47岁的他皱起眉头,露出无奈的神情:“你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吗?就像是荒滩上有块肉,哪条狼过都想咬你两口。”

      朱新宁总共做了十八年煤炭生意。他觉得既容易,也复杂 。容易在挖出煤来就能赚钱;复杂在想顺利挖煤,必须处理错综缠绕的利益纠葛。“人性这东西,复杂极了,实在摸不透。在山西尤其如此。”

      如今谈论起往事,朱新宁习惯性用一个说法:“那时的山西。”那是一个他心生厌恶但又必须置身其中的社会,利益空间随着煤价上涨急速膨胀,但并未随之产生明确的规则,秩序的空间被潜规则填满。

      井口承包合同到期后,他曾以每年三十万元的价码承包了另一座煤矿。他没想到矿井负责人随即变着法子他,在矿井周边修、栽树、开渠,煤挖出来,运不出去,还常常以支援学校建设的由头从矿上拉煤,从不给钱。

      朱新宁心烦意乱,一年多后提前解除了合同。负责人受谁,为什么要为难他,在他心里至今仍是个谜。日后,这种谜团成了常事。煤炭将数不清的人聚拢起来,赋予人们利益,又因利益的交织矛盾将他们卷进一张理不清的网。置身其中,很难控制自己会受到哪股力量的拉扯。

      缺乏秩序的世界里,人们习惯于用钱和解决问题。工商、税务、、环保、安检、电力……煤老板们一边被动应付各种吃拿卡要,一边主动琢磨怎样找对人、花对钱。带着几十万现金上山拉煤却就此消失的故事并不稀奇,煤老板们习惯了在豪车后备箱里备几把匕首甚至火枪用以防身。为了抢夺地盘,煤矿主们常会雇佣“护矿队”进行大规模械斗,使用大刀、猎枪,甚至。

      曾有人深夜敲开朱新宁的,把五十万元现金放在桌上:听说你小子不错,我们相信你,觉得你需要钱,我们钱不多就50万,给你了。“你说这钱你敢收吗?你要收了,从此你就是他的提款机,一辈子缠住你。”

      面对厮杀的,他时常感到力不从心,“心里燥的不行,像是八千摄氏度的炼钢炉在心里烧”。情况复杂时,他曾经一分钟不停地连打了16个电话才把问题摆平,打完后呆坐着,几小时讲不出话来。

      但他也无法抽身,感觉人生被煤炭。新承包的矿储量6000万吨,看起来回报诱人,但国家政策日益严格,产能标准不停提升,他只得四处借贷加大投入,盈利遥遥无期。

      财富带给他的感受开始变质——起初只是想多赚点钱过安稳日子,后来反被恐惧感。复杂关系中暗藏凶险,稍不留神,便可能是。跟部门打交道,纸面上的规矩往往是虚的,事能否办成,全靠私下疏通。礼怎么送是门学问,送多了,以后可能狮子大开口,送少了,反倒得罪人。

      有一年春节,他给税务局的人送了两千元的购物卡,对方拿余光看了一眼,露出的眼神。朱新宁心里既厌恶,又害怕。后来他一打听,别人都送一万。

      伴随着煤价上涨,花在打点关系上的数目越来越高。逢年过节,煤老板们免不了要跟各方官员,豪车开过去,对方连连称赞“借去体验”,谁也不会不识趣地再要回来。

      有一年,他去拜访县里新来的主管煤炭的领导,对方称赞他年轻有为,管理这么大的矿。他苦笑着感叹,情况太复杂了,不是人干的活。对方说,那不然卖了吧。他没放在心上,但对方后来又反复提起,并总以各种理由要求煤矿停工,他才明白惹上了麻烦。后来他通过人脉找到市里领导,才算解决了危机。“气得我都哭了,恨得。当时真是很想杀了他。”

      他小心翼翼地应对着各方关系,养成一个不得已的习惯,每接触一个人,总会习惯性地怀疑对方是不是想算计点什么。因为担心人多眼杂招惹,他约人吃饭谈事很少在县城,而是去省会太原。“内忧外患,有些人就跟永远喂不饱的狼一样。”

      但总有躲不过的。有一年,他拉了一批采矿用的,车上矿山不久便来了说接到举报,把他和两个手下押到了。有名是他的中学同学,看他关在铁门里,递给他一箱方便面。他跟同学开玩笑说,你小子干什么,不想让我走了?同学叹了一口气:我能给你做的就是这些,其他你自己想办法。

      朱新宁想方设法疏通关系,关押了一个星期才重获。私运在当时煤矿上是常事,他想不通为何偏巧查到自己头上。“心里那感觉真是憋屈。好多事别人都能摆平,我怎么就摆不平?”

      他也时常感受到亲情的撕裂。总有亲戚会安排子女来他的煤矿上做事,他抹不开面子,只好答应。有人瞒着他偷拿回扣,有人将矿上的公车。他有时会为这些事生气,对方反倒觉得他刻薄吝啬。

      十几年里,煤矿上也有过事故,出过人命。有一年煤矿发生瓦斯爆炸,死了三个人,五六十人的救援队忙了四天四夜。有一年,矿工在300米深的矿井里窒息身亡。朱新宁起初感到恐慌,夜里睡不着觉。第一次死亡事故是一个工人触电而死,他开车把尸体拉到医院停尸房。到停尸房门口,他下了车,想先把门拉开,把尸体扛进去。但摸到门把手的一瞬间,他突然怕了,转身就跑。

      后来有一次,他在殡仪馆看到一个刚满18岁的女入殓师面无表情熟练地处理尸体。他忍不住问,你这么小的年纪干这个工作,你就不怕吗?女孩说,人已经死了,有什么好怕的。

      后来,朱新宁也不怕了,开始变得。一天睡十几个小时,却总觉得迷迷糊糊提不起,不停怀疑自己这些事究竟是为了什么,是否值得。

      2006年,一家国企想将他的煤矿整体收购。朱新宁和家人为此起了争执。“他们觉得有这么大一个企业在,他们脸上都有光,不同意卖。但是我自己受不了了。整个压力在我一个人身上背着,他们谁知道?”

      仔细计算了煤矿储量和当时负债,朱新宁开出2.8亿的价码。经过几轮谈判,对方只愿出2.6亿。僵持不下时,朱新宁急了:将来你就算再多出两亿八,也买不了我的矿。

      伴随着煤价上涨,黑煤窑遍地开花,矿难频频发生。山西省不停颁布措施关停非法煤矿,抬高开采门槛。减产的结果是供不应求,煤价进一步上涨。一轮又一轮的如此循环中,到了2008年,朱新宁觉得难以用语言描述那时的疯狂躁动。“煤价当时是按小时算的,前一小时和后一小时都不一样。”

      为在这场财富的狂欢盛宴中多抢一杯羹,煤老板们忙于组织各种酒局疏通关系。当时组一桌酒席,单是酒水就要花掉万。朱新宁从年轻时就厌恶这一套,觉得推杯换盏间说的全是言不由衷的场面话。但他一边觉得,一边还得努力张罗。行业里人人如此,不做就得出局。“当时的社会风气就这副样子,你怎么办,你不怎么办?我痛恨死了。”

      那段时间,银行户头上的数字以每天几百万的速度往上跳,半年的收入超过了之前十几年的总和。他一次性偿清了所有债务,却反倒开始失眠,命运的突变让他感到恐惧。他觉得自己像是大海中的一只小船,轻飘飘的,被巨浪瞬间甩到了高处。潮水会在何时退去,会把自己甩向哪里,他心里没数。

      命运的震荡比他想象的还要剧烈。随后一年间,、、转让、逃离,接踵而至。“那个时候,你真的明白了什么叫做身不由己。”

      煤老板因时代的潮水生发,也因时代的潮水。轰轰烈烈的煤炭重组过后,煤老板作为一个群体性概念,已然不复存在。但作为个体的人生还在继续,煤老板们手握巨额财富,开始走进人生的下半场。

      比起朱新宁,黄治华更早一步告别了煤炭生意,也更早一步开始尝试转型。朱新宁带着无奈来到时,黄治华已在这里生活了两三年。离开煤炭后,他先在上海做了一阵水处理生意,随后将业务发展到了。他将住处选在五道口华清嘉园,科技园的对面,想在这里多学习现代商业知识,跟上时代的步伐。回头望去,煤炭在他眼中变成了一门太依赖人情的简单生意,论起商业逻辑,粗糙到几乎不存在。

      在附近住久了,他觉得这里规则简单透明,富有秩序,遍地都是充满与想法的年轻人,只要有才识,人人都有机会拥有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与之相比,在山西做煤炭,是生活在一个复杂的丛林社会里。

      他想跟上时代的风潮,做一些“更高级的生意”。他泡在旁听与商业相关的课程、,发现时代的风向变了,人们很少讨论传统实业,热衷的都是互联网项目。他所住的华清嘉园当时已经有了“民间硅谷”的称号,美团、快手、暴风影音等公司都诞生在几十平米的民宅里,卧室休息,客厅办公。在这个里呆久了,黄治华也跃跃欲试。

      他当时感受到的另一大变化,是昔日的同行们告别煤炭之后开始大量涌入。他们接连买下房产,有时也会叫上黄治华帮忙参谋。

      一次,一个陈姓煤老板叫他一同去看五道口的唐宁 one 小区。陈对小户型不感兴趣,只看三百八十平米4室3厅3卫的大房子。黄治华觉得他只是过过眼瘾,毕竟已在西城海淀买了好几套房。但他没想到,陈二话没说,付了钱。

      这只是个开始。陈马不停蹄地又买下十几套房子。为了打理自己和其他煤老板朋友们的房产,他后来甚至专门开了一家房屋中介公司。

      黄治华半是吃惊,半是理解。他觉得这是内心压抑太久后的一种报复性。“说白了,煤老板们过去有的是钱,但其实没什么。都是跪着挣钱,九死一生过来的。现在了,就想站着把钱花了。”

      初到,煤老板们除了买房无所事事,总是找黄治华喝酒聊天。时间久了,黄治华察觉到他们对新的焦虑不适——在这座巨大的城市里,他们骨子里还是缺乏自信,甚至有些自卑,不甘于无所事事,却又欠缺新生意的决心:大生意看不懂,没勇气尝试;小买卖看不起,觉得来钱太慢。

      黄治华懂得那种恐慌的心情——当人的发展跟不上财富增长的速度,钱对人反而构成了困扰,甚至会引发。那种滋味,他体会过。

      他不愿看到自己的命运在朋友们身上重演。他生出一个想法,把煤老板的钱聚拢起来做些事。一次在五道口电影院旁边的饭馆一起喝酒时,他一开口,大家纷纷表示早有这个念头。

      煤老板们对于投资方向只有一个要求,能很快赚钱。黄治华起初打算开几家烤鱼店,但总觉得有些无趣,缺乏兴奋感。但就在启动前,他在五道口的酒吧里听说王兴要再次创业做一个团购网站,登时来了兴趣。

      2005年,王兴正是在华清嘉园创立了校内网,迅速蹿红,又迅速卖了出去,从此成了五道口创业圈子里众人关注的明星。黄治华打听了一下团购的业务模式,这个项目能够激发股东们的热情——每成交一单,就收一单钱,简单直接,跟卖煤很像。

      对团购产生兴趣之前,黄治华看过不少互联网创业项目。那时挂着投资人的名号在中关村的创业沙龙上发发名片,在北大的 BBS 上写几个帖子,商业计划书就会如雪片般飞到邮箱里。但他全部否决了,因为短期内赚不到钱,没法说动煤老板们注资。

      但他觉得团购不一样,认为即使是王兴也未必是自己的对手:一是团购涉及实体贸易,与煤炭生意有类似之处;二是资金优势,王兴把校内网卖了多少钱,坊间说法不一,但黄治华觉得任何版本都跟煤老板能投入的钱不在一个量级。

      然而煤老板们听不懂他的,互联网离他们过去的生活太远了。黄治华连讲了三天,他们还是将信将疑,便请在参加国学培训班的县领导帮忙拿主意。

      中国人民大学校内的一间酒店客房里,领导坐在床头,黄治华抱着笔记本电脑坐在床尾,四个煤老板站在一旁。黄治华讲了一个多小时,领导说,这事能行,弄吧,赔了就当玩了。

      四个煤老板来自同一家族,年龄最大的名叫唐虎。领导一发话,唐虎带头,其他人跟着,事情就这样定了。

      敲定资金的过程中,王兴的美团已经上线,其他类似项目也纷纷上马。黄治华最初的想法是挑选好项目纯做投资。他住在华清嘉园5号楼,跟6号楼的一支团队谈投资入股,对方开价三百万占15%股份。黄治华心里盘算一番,决定自己搭队伍干,成立了阿丫团。

      起步顺风顺水。黄治华当时的判断是,阿丫团不缺线下拓展能力,也不缺钱,唯一的短板是技术。但在中关村五道口一带,只要开得起高薪,招程序员从来不是问题。与潜规则密布、凡事都要依赖关系的煤炭行业相比,这一切让黄治华觉得简单、透明,富有效率。

      黄治华亲自上阵,给线下拓展人员做培训。环五道口区域是各家团购网站相互较量的最前线,阿丫团一度占据上风,经常将对手已经谈成的订单抢过来。黄治华觉得这是做过煤炭带来的优势。“干这件事我们太信心爆棚了。线下谈生意签订单这种事情,搞过煤炭的人吃得特别透。公关能力、沟通能力、谈判能力,谁也没我们强。”

      很快,阿丫团将办公地点从华清嘉园搬到了北三环华龙大厦,整个团队沉浸在乐观的情绪里。聚美优品当时也在这座写字楼里, 只有两三间办公室。而阿丫团占了整整一层楼,因为唐虎把这层楼买了下来。

      上线半年后,有家传媒公司想以三千万的价格将阿丫团整体收购。黄治华问唐虎的意见。唐虎的反应是:我们难道缺这点钱吗?

      新玩家纷至沓来,上开始频繁出现“百团大战”的字眼。黄治华起初很是兴奋,感受到与煤炭风口来临时类似的快感。但后来,他意识到自己当时不懂互联网竞争的逻辑:煤炭的竞争只是赚多赚少的区别,而互联网却生即死。玩家越多,竞争越惨烈。

      没过多久,价格战来了。黄治华以为这是抢占市场份额的短期行为,不会太持久。但对手们的攻势比他想象的要得多。有一次他谈定了一笔单价78元的合同,准备原价上线,不赚钱,只走量。但临上线时商家突然撤单,过了几天,他看到别家以56元上线。 “当时觉得简直神经病。卖一单倒贴20多块钱,这不是吗?”

      黄治华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跟进。超过一万元的支出都由他签字批准,签一笔,赔一笔。每天对着成摞的申请单,他感到握笔的手指有点发软。唐虎给他打气,没关系,兄弟们有钱,玩得起。

      但黄治华还是不住地心慌。无论是速度还是规模,战争升级的程度完全超乎了他的预想,对手的口袋里像是有着花不完的钱。过了一阵子他才了解到,他为手握煤老板的资本而高兴的时候,对手已经开始吸揽风险投资的支持。

      他开始为有人出三千万收购没有及时出手感到后悔,和煤炭生意比起来,这种竞争实在太。“简直是吃屎般的感觉”,“你有多少钱可烧?煤老板再有钱,能比华尔街更有钱吗?”

      资本施展出冰冷的力量,火热厮杀中,战局已渐渐明朗。有一次接受采访时,记者问他,团购的冬天是不是已经到了。他想了想,回答说:现在是秋天,还没到冬天。“其实那会儿真的已经感觉到冷了。竞争已经到那种程度了,全国几千上万家,得烧多少钱进来?想都不敢想,害怕啊!”

      2011年7月,他去参加一场互联网论坛。看着团购分会场里密密麻麻的三四百号人,有点透不过气。不一会儿,王兴台,高声宣布美团新拿了5000万美元投资,还打开笔记本电脑现场展示公司银行账户,现金储备超过6000万美元。

      他随即着手为关停阿丫团做铺垫,停止招聘、裁员、解散地方分站。有一天唐虎过来“视察战况”,却发现办公室变得空空荡荡,人数不足原来的三分之一。

      事到如今 ,黄治华觉得当初成立投资公司是正确的,但如果能重来一次,他会拿那笔钱老老实实去做餐饮生意,开几家烤鱼店,绝不会再打互联网的主意。

      来到的第一年,朱新宁过着与的生活。他为前些年精力全部耗在煤炭上感到懊恼,甚至发觉自己欠缺基本的生活技能,“原先下面一堆人什么都给你服务好了,几乎什么也不会干。”

      他起初适应不了这种落差,雇了一个司机,后来觉得会跟社会愈发脱节,开始自己学着开车、加油、上网、购物。他主动在亚运村附近的一家心理咨询中心接受咨询,四十岁初来乍到一个巨大而陌生的城市,只有这种方式能让他内心。

      当时煤老板们接二连三地来到,朱新宁虽不愿意跟人接触,但通过以往搭建的人脉关系,还是打听到不少人的状况。大部分人的选择,都是买房,不停买房。他理解这种选择:煤炭利润太高,赚钱太快,过惯了这种日子,看不懂也看不上别的生意。

      朱新宁无所事事,也不想看着钱躺在账户上贬值,便也四处买房。、深圳、三亚、,别墅、会所、写字楼,一处接一处地买。时间久了,他觉得索然无味:“做实业赚一百万也算有意义,多少能创造些价值。买房就算赚几个亿又怎么样?不过是个数字。赚这个钱一点不值得高兴。”

      那时他要解决的困境,说到底,是要找到后半生的活法。做了几次心理咨询,服用了抗抑郁的药物,情绪渐渐有了好转。他开始自己频繁参加社交活动,想先看看别人怎么活。最初接触的还是山西人的交际圈,混了一段时间,他发现很多人把自己局限在同乡圈子里,整天喝酒打牌时间,久了感到无聊,找不到存在感,不少人又回了山西。

      但即使在山西,想要顺利转型新的事业,也并非易事。在距离山西大同市区70公里的乌龙峡风景区,我见到了50岁的冯学光。山西煤炭改制后,他将挣来的钱全部投在了这里,累计将近两亿。他强调自己不同于其他煤老板,要做一个有文化的企业家。“煤老板除了挖煤和请客吃饭,还会干什么?人得做点高档的生意。”

      回到大同后,他尝试把在国学班上学到的“高层次思想”给周围的人,但收效甚微。“很失望,别人都理解不了,以为我神经病。”

      煤改后第二年,冯学光偶然发现了乌龙峡。在旁人眼中,这里不过是乱石丛生的荒谷,但他却兴奋不已。建设景区的过程并不顺利,仅清理山谷中堆积的巨石就花了两千多万。为了他,妻子先后两次把他送进病院,但他依然照旧。

      他强调乌龙峡不只是普通的旅游景区,而是他“展示学识思想的福地”。为此他在景区门口立起几十块印满名言警句的展板,还花费近百万元建起两座模仿上海世博会中国樽样式的雕塑,刻着“为有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诗句,中间夹着一个大字,“干”。

      他和妻子已断绝关系七年,有人骂他是,他也并不在乎。“价值观不一样的人,多说无益。你得靠思想潜移默化地去影响他们。”

      而在的朱新宁,则渴望理解适应新的。他开始参加企业家俱乐部、上 MBA 班、学打高尔夫球,“融入一些比较精英的圈子”。他起初把姿态摆得很低,很少主动说话,觉得和别人见识能力不在一个层面上。渐渐地,他觉得开始能跟上别人的思,有能力接上话,才慢慢活跃起来。

      他很少主动跟人提起曾经做过煤老板,每逢有人问他做什么行业,他总说,做文化的。但接触次数多了,总会让人知道。别人通常的反应是:真没想到,那你一定很有钱。他的回应是,有钱算什么?有钱人太多了,关键要有思想。为了提升思想水平,他买了不少名人名言的书,一条一条地琢磨。“我就喜欢看这些有的能触动灵的东西,特别有帮助。”

      和各个行业的人接触多了,他开始尝试投资一些生意。起初没有明确的目标,各行各业地看,差旅费就花了几百万。在的富人圈子里混久了,他觉得鱼龙混杂,并不全是他预想的“高层次”:有人实意地经营企业创造价值,有人炒概念混圈子,有人属于高端精致的江湖骗子。“有人说集合了全世界最密集的骗子,这话是有道理的。后来我就总结出一个规律,越是办公室富丽堂皇,开好车,戴好表的,这种人越不可信。”

      考察过的项目里面,有些他一看就觉得,例如一个连锁餐饮项目,骑着独轮车表演削刀削面。有些他觉得前景诱人,但又担心,想努力摸清门道,但总觉得只能了解个皮毛。他觉得归根结底是因为煤炭行业的门道太简单传统,过去十几年的经验都局限在里面,对新事物心里没底。

      他尝试过与人合作在天津开发房地产项目,去俄罗斯开采金矿,但都不顺利,或是因为不合,或是觉得对方不可靠。后来他决定不再与人合伙投资。“好几次差点掉进他们设给我的陷阱。说真的,这个社会不能轻易去相信别人,一些东西要掌握在自己手里面。”

      摸索了四五年,各种开拓新事业的尝试都没能赚到钱。反倒是刚来时买下的房产一直在不停增值,“也不太多,现在市值大概四五个亿。”两相对比,他有些无奈:“这种钱赚起来,脸上实在没有骄傲的资本。你做一个实际的生意,就算只赚一千万,也是个有意思的事。买房就算赚几个亿,又有什么意思?”

      距离阿丫团关闭下线,已经过去了六年。但黄治华仍然保持着一个习惯,只要有空闲时间,他就会拿起手机浏览互联网新闻。对于时下最火热的共享单车大战的种种细节,他如数家珍。今年年初,一篇创业者妻子哭诉丈夫辛苦创业七年却没有拿到股份的文章广为,黄治华边看边哭。“虽然后来剧情又有反转,但她描述的创业的那种艰辛,我一下子就感同了。太苦了,真的太苦了”,他指向自己的鬓角,“你看到了吗?我的头发就是那年开始白的。”

      阿丫团运营了14个月,人去楼空,共计消耗了两千五百万。黄治华为此消沉了将近一年。他感叹互联网生意看上去很美,真正投身其中,方才理解其。“煤炭赔了,起码还能留下些固定资产 。互联网玩输了,除了一堆服务器,啥都没剩下。”

      无奈之中,生活还得继续。那一年他一本接一本地读哲学书,读尼采,读安·兰德,读王阳明,“想弄明白以后的人生该怎么活”。思考宏大命题的同时,他也必须应对日常生计。他提不起再启动需要很多心力的营生,正好朋友找他做几笔煤炭运销的买卖,他觉得轻车熟,便上手做了。

      起初,他每月只需花一周在临汾处理生意,其余时间都在。后来订单越来越多,到了近一两年,每月在只有两三天。一步步地,他从又退回了山西,重新成了煤炭商人。

      时隔十年后重返煤炭行业,黄治华已人至中年,与当年截然不同。那时他为此主动放弃,此时却是。回到临汾的第一年,他几乎每天晚上都在酒局上麻醉自己。

      做过互联网之后,他觉得煤炭生意“实在太简单了,小儿科一样的东西”。阿丫团曾在北四环占据了一整层写字楼,全国近十家分公司,员工近千人。而现在,一个助理,一名会计,便足以帮他处理所有的业务。

      命运的落差让他焦虑不安。刚回临汾时,他总感到气恼:“回来看哪都不顺眼。在那么,最后不一定能挣多少钱,回来跟以前做煤炭的人一打交道,觉得就你这个水平的人一年都能挣几千万?心里生气。”

      煤炭行业的光景,与当年已然大不一样。开采环节已被国有企业占据,民营公司只能涉足加工贸易等产业链下游环节。而在2008年的暴涨过后,市场盛极而衰,陷入产能过剩,煤价连年在低谷徘徊。临汾下辖的一个县最多时有一百多家洗煤厂,后来关的关,停的停,保持经营的只有十几家。

      在黄治华眼中,这注定是一门终将的生意,对他而言的意义仅限于谋生。“煤不可再生,总有挖完的时候。以前红火时这楼底下全是虎、宝马、奔驰,连边修车的都能赚大钱。”他伸手指向窗外,“你再看看现在什么样子?一片萧条。”

      2016年,因为国家颁布政策化解过剩产能,要求煤炭减产,供需关系的改变使得煤价迎来一波久违的上涨。黄治华因此收益颇丰,但他并无早年间的兴奋。煤老板的时代,终究已经过去了,置身于产业链的下游,无论如何,也难以再现往日的疯狂。

      煤价的起落,反倒让他有些不安。他觉得这终究是一门难以掌控的生意,太依赖于变化,今天可能一夜暴富,明天可能一无所有。煤对人的施以的同时,也抛出了无法回避的。并非所有人都有能力掌控二者间的平衡。

      在他的视野范围内,有能力掌握平衡的人,寥寥无几。有人去澳门豪赌背上巨额债务,还被人挑断脚筋,有人花几千万投资珍稀木材,后来才发现其实一文不值。有人,换了三个老婆。有人在家中入室抢劫,颈部被勒住窒息而死。阿丫团曾经的金主唐虎后来不习惯在的生活,回临汾办起了私立中学,算是其中少有的能把控命运的人。“说到底,除了当初那些在买了大批房产的人,有能力把手头的钱保值增值的,真的不多。”

      我在襄汾县见到一位黄治华做煤炭运输的朋友。煤改之后行情低迷,他有几年无事可做,建了一座水泥厂,赔了两千多万。我问他失败的原因,他无奈地笑笑:“煤以外的生意,我们搞不懂。如果我知道为什么会赔钱的话,我不就不会赔了吗?”

      在待习惯了,黄治华在临汾总是感到孤独。虽然成天跟人吃饭喝酒,但能在上碰撞沟通的没有几个。少数能和他意气相投的人里,有一位名叫郑强,比他小10岁,父亲在太原做工程生意,郑强16岁时便去了英国留学。

      2008年大学毕业回国时,郑强本有机会和他的同学们一样,在上海的跨国企业赚取高薪。但现在的他在离临汾市区60公里的山上经营着一家洗煤厂,皮肤晒得黝黑,过着与世的生活。

      郑强在英国读的是信息工程专业,2008年回国时他本想发挥所学,去深圳开一家生产车载仪的工厂。他不想向父亲讨要启动资金,想赚一两年“快钱”再去深圳,便跟朋友借了几百万元建起了洗煤厂。但他没料到,刚一入行便赶上煤炭市场萧条,直到2016年底才刚刚回本。

      我与郑强聊着近几年的经历,黄治华在一旁插话说:“他和我状况有点像,都不甘心蹲着赚钱,总想着有朝一日还是得站起来。”

      回国六七年,功能丰富的智能车载成了出厂标配,郑强昔日的梦想已经跟不上科技升级的脚步。对于当年的目标,他已不再抱有期待。“煤炭这行业,挖出来洗洗就卖了,每天都在重复,人没什么长进。不像你们在北上广这种大地方,只要自己肯努力,人可以不停地学习新东西。”

      “为什么?你说过,那边的机会多。”“外面的世界是很精彩,但已经不属于我了。我现在没那么多野心,多挣点钱,生活好点就行。”

      黄治华能够理解郑强的想法——背了六七年债务,趁着这波行情先赶紧赚钱是当务之急。而对他自己而言,赚钱无法消解人至中年的焦虑。“我现在很困惑自己应该怎么活,你能理解吗?”他说,“我希望你能把我的困惑写到文章里去。大家都应该思考一下,究竟该怎么活?”

      今年夏天,儿子中考结束,黄治华决定把他接回临汾读高中,这意味着他把生活重心彻底迁回了山西。但他仍会习惯性地每隔一阵到五道口住上几天,他仍然觉得那里是全中国最迷人的地方,汇集了最有活力和想法的年轻人,从不缺乏激动的新事物新思想。但过了这么多年,他终究觉得在那儿可以生活,却不适合。“人是有基因的,煤老板有煤老板的基因,互联网有互联网的基因。想成另外一种基因,太难太难了。”

      人至中年,曾经反复念想的“做更高级的生意”的心愿,已经很难实现。一天晚上,他在 KTV 一瓶接一瓶地喝着啤酒,点了一首《追梦赤子心》,嘶吼着唱了一半,突然停了下来,沉默地坐了一会儿。

      过了一会儿,他拿着酒瓶半醉着对我说道:“你说我现在这么活着有意思吗?蹲着赚钱肯定不如站着舒服,但你不这样怎么办?你不蹲着,那就得跪着了。”

      而如今的朱新宁,在“走了几年弯之后”,终于感到渐渐适应了在的生活。几次不成功的合作投资经历让他意识到,如果无法自己主导事情的,便只是在重演经营煤炭时身不由己的感觉。

      别人找他商谈合作,很多时候他只是听听,并不多说话,有时会直接。他不想让别人觉得他只是为了赚钱。“很多人只要开口聊几句,就能听出来他只冲着钱,我现在一点兴趣都没有。人到了这个年纪,没必要再为了钱,和价值观不一样的人搅在一起。”

      他渴望实现一直期待的两个心愿,被需要,被尊重。为此他开始调整管理财富的方式,不再与人合伙投资,开始寻找一些自己觉得有价值并且能投资的项目。最近一年多,他开始与一家高校的校办企业合作,共同组建一家生物医学公司,他出资金,对方出技术科研团队。尽管不懂得具体技术,但他觉得找到了渴望已久的意气相投的感觉,感受到久违了的兴奋。“这些年见了这么多人,他到底是真的跟你志同道合尊重你,还是只是冲着你的钱,是很容易感觉到的。”

      从此以后,他开始从各类社交圈子里渐渐淡出。只要听到个人以上的饭局,他都会尽量找借口,觉得只是浪费时间,说一些大而无当的场面话。曾经的频繁社交是为了找寻存在感填补内心的失落,现在已经不需要了。

      他开始渐渐感受到人生前四十年无法体会到的放松。反倒是偶尔回山西时,面对相互缠绕过于紧密的人际关系,他会感到紧张不适,住不了几天就想离开。最近,他开始学唱歌,学弹钢琴。他对效果没有预期,过够了费尽心力摆平各方利益的日子,现在,他只想多留一点跟自己内心相处的时间。

      7月末的,黄治华约朱新宁一起吃饭。连续好几天,都是往年难得一见的凉爽天气,两人在高尔夫球场旁边的草坪吃起了露天烧烤。天南海北地聊了很多,话题最终又回到了煤上。

      朱新宁感叹道,煤炭看似成就了山西,但也制约了山西。“成于此,但也败于此。靠煤赚钱太容易了,长期处在顺境里面很容易忽略掉其他的问题。可是煤迟早会挖完,将来的该怎么走?”他顿了顿,接着说道:“其实人生也是一样。”

      一同在场的,还有一位是朱新宁的连襟,如今仍在做煤炭生意。黄治华与他聊得投机,商议随后找机会一起合作。黄治华问朱新宁,有没有兴趣也一同参与。朱新宁笑着摇摇头:“我对煤炭已经彻底没兴趣了,多少钱我也不赚。”

      言谈间,黄治华聊起近几年内心的焦虑。他谈起在临汾的生活看上去其实安稳惬意,生意很稳定,与员工的关系也简单融洽有人情味,但他总是觉得心里有股力量无处施展。“到这个年纪了,赚钱不是难事,但总想着能开心一点赚钱,创造点价值。”

      朱新宁笑着举起啤酒杯,劝他放松一点,不要想那么多,享受当下的生活。“四十岁的时候想这些很正常,再过两三年,你的又会不一样。”

      结束后,我与黄治华一同乘车离开。窗外下起了雨,他的心情有些低落。“朱总这个人,经历了这么多复杂的事情,但说到底还是幸运的,算得上时代的宠儿。”他停顿了一下,“可是,你说他现在每天过得真的开心吗?”

      朱新宁理解黄治华焦灼失落的。过去二十多年里,他见过了太多煤炭造就的命运浮沉。在他眼中,这黑色的矿石是派来成色的工具,它能让人迅速改写人生拥有财富,也能让人迷失,坠入命运的沼泽。经历了起起落落,他觉得自己终究找到了内心的平静,算是一个幸运过关的人。

      偶尔,这种平静也会被打破。一个人在家时,朱新宁会坐在电视前时间。他很难看完一些在别人看来“温暖”、“正能量”的节目。看到屏幕上单纯灿烂的笑脸,他总会习惯性联想起自己压抑凶险的往事。看几分钟,他就会忍不住流下眼泪。

      当然了,塞冬只是在修经济学双学位时上过林老师一门500人的必修课《中国经济专题》,这门课塞冬得了79分,仅高于借人抄作业被罚分的计量经济学。

      “韩国以举国之力扶持三星现代,行政指导银行输血以助其在全球立足,虽然成功占领了广大市场,但它们连续十多年难以盈利。相反,则不去触碰这种“赶超”类产业,老老实实做电子零部件和代工业,因此企业能保持利润。韩国模式看似高大上,但企业和人民则过得更好”。

      然而,十年后再来看,现代起亚已成为全球销量第4的汽车集团,三星电子单季利润100亿美元,韩国的产业结构整体甩开一个身位,大学生起薪达到的2倍。韩国线和线,孰对孰错,恐怕已是不争的事实。

      林老师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继承人,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结构”的概念,强调在遵循传统比较优势、竞争的基础上,需要根据不同地区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结构,由顶层构建相应的产业政策。

      “比较优势”是由市场微观主体自主判断,还是如林老师所述的辅以“产业政策”,已成为近年来学界争论的一大热门话题。就以的例子而言——韩国在十多年前大力扶持汽车、液晶、芯片等“赶超”类产业,究竟是了比较优势,还是助力它们拥有比较优势?

      林老师近两年新建了一个“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致力于研究他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也就在最近,该中心因为一篇《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研究报告》而成为了网红。

      这个报告之所以引起极大的争议,是因为其对经济开出的“药方”超出了大多数人的常识,该报告这样认为:

      参照其他类似发展程度的兄弟省市(重庆、湖北),有望通过发展比较优势产业实现“保8争10”的经济增速

      可见,该报告很好的保持了林老师的一贯——比较Low的经济体,得先从比较Low的活儿干起,先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做好,再考虑高精尖。

      3、东北人民的心态受计划经济影响极深,“等靠要”、“官本位”、“托关系”等思想严重影响经济活力。

      然而,文章也好、评论也罢,上述这些评论和“东北药方”基本没有半点关系,无非是借热点发挥,将十多年来重复了无数遍的老段子再次摆上台面。一直以来,有不少粉丝都留言希望塞冬讲讲东北,因此塞冬也借林老师的东风,谈谈近几年来有关东北的一些想法。在详述之前,先提醒一句:

      塞冬对于东北经济问题的观点可能会绝大多数人的既有想法,篇幅也比较长,请耐心读完再发表评论

      从古至今,中国文化人分析现实问题的方法无非就是:“这届不行,这里官不行,这里人不行”。仿佛世界上所有问题都是换个、换个官、或者换个人种就能解决的。对于影响社会发展的其他变量则不关心、不关注、或者说——不懂。

      林老师的团队在写这篇报告时,无非也是建模型、翻年鉴、找变量、填数据、跑回归。年鉴以外的其他变量呢?——恐怕一线操刀的博士/博后们并不了解还有其它什么变量。大家无非还是依托于自古以来的逻辑——当官的制定政策有问题、人民脑子不灵活。官员们换换政策、人民换换脑子,就能“保8争10”了。

      那么,东北问题的根源到底在何处,为什么十余年来的东北振兴计划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塞冬认为,我们需要从传统思维中跳出来,先来看看东北这块土地本身。

      有这样一种流行的论调:“北欧、也很冷,但人家都是发达国家,所以东北也可以发展得很好”。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塞冬先举一些例子。下面是美国北部、、西北欧,以及中国部分城市的一月平均温度:

      从上表可以看到,中国最北的省会位于北纬46度,欧洲的巴黎是北纬48度,伦敦51度,高达北纬60度。比他们纬度低,但一月均温却比他们低15-20多度。

      西欧主要城市的纬度和、漠河这些中国人眼里的“极北”之地差不多,但其冬季温度和中国长江流域类似。

      全地球其他国家,人口大于100万的城市,冬季气温低于或等于的,只有流放的新西伯利亚,和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

      还有一种常见的论调是:“东北虽然冷,但资源多,东北要是国家,光靠卖资源就能发财”——塞冬想说:持有这样论调的人,还是需要补补地理知识。

      塞冬之所以在副标题里说东北是“全世界最独特的土地”,就在于:东北虽然冬天很冷,但其纬度并不高,因此夏天也足够热。的7月日平均高温能达到27-28度,巴黎是24度,只有21度,冬季比暖和许多的阿拉斯加安克雷奇,则只有18度。

      东北的夏季温度足够高,高到能养活大部分的农产品,高到能让东北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农场。而全世界其他和东北冬季温度差不多的地区:北欧的北极圈以内、北部、西伯利亚北部、阿拉斯加北部。由于其夏季温度太低,低到没法产出农产品,只能处于渔猎状态。

      我们都知道,在农业社会,人口的分布和粮食产量高度相关。19世纪中期起,清放开柳条边,关内巨量农业人口东,在不到一百年时间里,东北人口从全国人口的1/100(1850年代300万)膨胀到全国的1/10(1940年代4000万),从20世纪中叶到现在,东北人口一直保持全国约1/10的水平,这和其纬度不太高是分不开的。

      下面是北欧的人口密度地图,其人口大多分布在南部沿海地区,北部除了零散的中小型居民点外,大部分是空白。上方红色圆圈内的小城名叫阿尔塔,算是挪威极北的“重镇”,人口2万。其一月均温是零下8.7度,比沈阳高近3度。

      下面是阿拉斯加的人口密度图,阿拉斯加在许多中就是“北极”的代名词,但是其最大城市安克雷奇的1月均温比沈阳还高2度。阿拉斯加比新疆还大,但人口只有70万,且绝大部分生活在南部相对温暖的海岸,广大北部基本是无人区。图中圆圈是极光胜地费尔班克斯,人口3万,1月均温-22度,比低约5度,和黑河市类似,而黑河市人口高达170万。

      由上述可知,挪威全境的冬季气温都比沈阳高,其全国人口仅是的约1/7,而油气产量则是油田的5倍。也就是说,挪威的人均油气产量是的30多倍。阿拉斯加如今的油气产量约的6成,人口仅为的不到1/50,因此阿拉斯加的人均油气产量也是的30多倍。

      如果的油气、木材等产量能达到现在的几十倍。也就是说,如果能生产出全地球所有的石油和木材,那估计会和阿拉斯加、挪威一样富裕,但这是不可能的。以俄罗斯为例,其人均油气产量近的10倍,但俄罗斯的人均P不到1万美元。

      由此可见,东北这一“世界上最独特地区”,因为其夏季温度足够高,导致其人口不足够少,因此也就不能依靠资源发财。

      市面上还有这样一种论调:“如果东北仍在日本手里,会比现在发达的多”。那我们就来看看日本类似气温的地方的发展状况。

      下面是日本人口密度图,可以看到,最北面的北海口密度很低——北海道面积是辽宁的6成,人口只有辽宁的1/8。红色圆圈中是日本北部最后一个主要定居点——旭川市,人口30多万,1月均温-7.5度,比沈阳暖和4度。如果辽宁的人口密度变得和北海道一样,那辽宁人口需要从4000多万缩减到约800万。

      整个欧洲的人口密度是中国的60%,北欧比辽宁略暖和,比吉黑暖和得多,但其人口密度只有东三省的不到1/10

      整个的人口密度是中国的1/9,阿拉斯加人口密集区比辽宁暖和,比吉黑暖和的多,但其人口密度只有东三省的千分之二

      整个日本的人口密度是中国的约3倍,北海道比辽宁暖和,比吉黑暖和的多,但其人口密度只有东三省的1/3

      于是我们会发现,东北真的很“独特”,全球其他比东北还暖和一些的地方,基本都已经是无人区了。哪怕像日本这种人口密度极大的国家,人们宁可守着狭小的关东平原,也不愿意去人口密度很低、空间更加广阔得多的北海道生活——哪怕日本在80-90年代花费巨量投资试图振兴北海道也无济于事。

      因此,我们会发现一个的事实——东北如今的“超高人口”,只是因为其全球独一份的“冬冷夏热”所导致的农业时代超高人口的自然延续。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人口根据产业结构要素的流动,东北人口大幅流出和大幅减少才是一个应该有、而且必然会有的趋势——全球没有一个民族有如此巨量的人口堆积在冬季如此寒冷的地区,中华民族不是外星人基因,不应有例外。

      许多读者看到这里,仍然会对塞冬嗤之以鼻——“东北人不留东北不是因为怕冷,而是因为东北社会太黑、做事缺乏操守、开公司要被吃垮”,“东北在张大帅、满洲国、新中国前期都很NB,现在之所以不NB了,是近年来政策导向问题,要真是你所说的气候原因,那东北以前就不可能这么NB”。

      为解释这一问题,塞冬再举一个外族的例子,我们来看看美国边界上的一座大城市——布法罗的兴衰史。布法罗如下图所示,19世纪前期,连接五大湖和哈德逊河的“伊利运河”竣工,至此五大湖区域的粮食和工业品可以乘船出海,而不用再依靠牛车。这条运河直接导致纽约成为了内陆的出海口、并超越成为全美第一大都市。同时,布法罗也由于位于交通要冲,凭借运河、钢铁、面粉等产业一举崛起,到19世纪后期成为了全美第10大都市,且一直到1950年代仍然是全美第15大都市。

      下图为1931年建成的布法罗市政厅,直到如今仍然是全美国最高大的市政建筑之一,彰显出这座城市曾经的辉煌。布法罗甚至还是全美国第一个全面通电的城市。

      然而,好日子并不长久,布法罗的人口规模从1950年代的全美第15,掉落到2010年代的全美第50。也就是说只用了60年,也就是2代人时间,布法罗从全美举足轻重的大城市,跌落到无足轻重的“东北老工业”。

      塞冬曾发过一张图——美国从1930年代至今,top20都市区人口变化情况。蓝色的是排名大幅跌落的城市,红色的是排名大幅上升的城市。从图中可以看出,不仅是布法罗,美国的“东北老工业”全方位衰落,而南部城市则大量崛起。

      为何中美衰落的都是“东北老工业”?原因也很简单——经济结构变了,需要的地理要素变了,并最终导致也变了。

      如塞冬此前文章所言,中国在2010年时的城镇化和工业化进度,类似于美国的1930年代,也正是在这个时间点,中美的重化工增速达到顶峰,这也是中美东北老工业城市最后的辉煌。

      上图中可以看到,2000-2010年间,二产的比重不降反升,全国的煤炭、钢铁、机械、化工、电力等量价齐升。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东北的经济增速超过全国平均。塞冬还记得,那几年谈及东北时,都是大篇幅介绍东北如何从90年代的潮中恢复过来,重工业企业百花齐放,沈阳铁西区在当今总理带领下完成棚户区、实现工业企业的产业升级,呈现出一片兴兴向荣的景象。

      而从2010年开始,中国的重化工超高速发展就此结束,二产熄火,三产占比以每年超过1%的速度跃升。大约在相同的历史阶段,中美的“东北老工业”集体开始了衰落。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农业和重化工业高度依赖于特定的地理条件——东北的大平原、的油田、山西的煤炭、的铁、辽宁的煤/铁/港、沿海的深水港炼化等。

      而三产并不在乎这些特定地理条件,三产需要的是、资金和人才,而这三点需要的是合适的区位和不太差的气候条件。

      东北的绝大多数地区,正好不满足后一条——全球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会乐意大规模定居于冬季如此寒冷的地区。

      东北曾经的辉煌,是因为当时一、二产业占据主导,第三产业只是点缀。而东北拥有发展一、二产业得天独厚的优势——大平原、煤铁油和日俄苏的技术输出。

      而当重工业化结束后,第三产业发展所需的、资金和人才,遇到了东北难以突破的气候瓶颈。于是乎:有权、有钱、有知识的东北人,开始了“孔雀东南飞”。即便这一代人不飞,也会将财富交给下一代,让下一代飞走。我们可以看以下这条新闻:

      “我们根据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进行了分析,基本上,十年流出的人口有100多万”,“应该承认在东北流失的100多万人口中,高层的、管理层的或者生产线的力量占了多数。”

      如上文所讲,2000-2010是东北最后的黄金10年,这10年间人口流失总体而言并不很严重,但高端人口却已开始大量离开。

      慢慢的,整个东北成为了一个跳板,所有在其中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在东北赚到足够的钱,然后离开——或者至少也要去沈阳、最好是大连”——辽东半岛是东北唯一一个冬季气温类似华北的地区。

      于是,“东北人并不是怕冷而离开”越来越成为囚徒困境中的一句谎言。或许并不是100%的东北人都想离开,但一个地区哪怕只有20%的人毕生理想是“离开”,这20%的人不再期待家乡会变更好,不再为家乡的兴衰增加半分投入,不再期望维持既有的人情关系,不再担心他人对自己说长道短。甚至为了自己能离开,耗尽家乡的资源、竭泽而渔也在所不惜。而当余下80%的人发现居然有20%的人在偷偷建造逃生飞船时,他们也慌了。

      于是乎,官员们在自己的任期里能捞多少是多少,能造假的先造起来,能收的税先收上来,能宰的先宰一刀——因为三亚的别墅、天津的蓝印、大连的海景、的房贷,全指望着这几年的收成。近两年辽宁统计数字的大幅负增长,就是为前几年的虚报背锅。

      塞冬的老家在祖国西南部,因此塞冬深知:“受计划经济”的不止东北这一家;“等靠要”思想严重的也不止是东北;“人懒”更不是东北人的本性。

      论起国有经济比重、财政支出占比、固定投资占比、转移支付占比等等,西南省市并不输东北,其官本位思想也极其严重,半天麻将半天班、一顿晚饭一顿酒更是一种全民文化现象。

      那么,为何长期落后的西南地区近年来成为经济超高速增长的典范,而东北就被他人各种挖苦?为何林毅夫老师会认为重庆、湖北这样的内陆后进省份是东北应该学习的榜样?东北是否能以他们为榜样获得翻身?我们继续来看下一节。

      林毅夫老师的“药方”,或者说他的整个“结构经济学”的精髓,就在于他认为一个地区可以参照其他发展较为成功的地区在相似发展阶段时的产业结构,来设计自身的产业结构,从而比照成功经验获得快速发展。

      “药方”给出的比照对象是湖北和重庆,因为它们的人均P和近似,且它们是近年来发展速度最快的地区。

      重庆的产业发展思,黄奇帆多年来已经阐述得非常详细:通过引进PC、手机产业链,从上游零部件到下游组装,完整地承接长、珠三角电子加工产业转移——短短几年时间,重庆成为了全球最大的PC生产,以及仅次于广东的全球第二大手机生产,重庆的出口额暴增,P增速也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前列,成为内陆省市发展的典范。

      “药方”认为,重庆、湖北依靠巨量的富余农业劳动力承接了劳动密集型产业,获得了超高速发展。和它们的人均P相近,且地处平原,农业机械化程度高,同等发展程度所需的农业劳动力应该更少。根据“药方”的计算,有300余万富余农业劳动力。因此可以将这些劳动力转移到轻纺、电子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从而让获得类似重庆、湖北这样的两位数高增长。

      从的表格可以看到,虽然三省市的人均P都为8000多美元,但其分布极为不同。重庆和湖北各地的分布方差极大,两省市都存在许多人均3-4000美元的贫困地区。而的分布则差别不大,最差的白城市也有人均5700美元。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地理问题——重庆、湖北存在连绵的高落差山区,这些地区由于地形地貌的关系,人均耕地极少,光靠农业甚至无法养活自己,大量农民只能外出打工。而东北的平原占比显著高于南方,人均耕地面积显著高于南方。重庆 + 湖北的人均耕地面积只有省的1/3。

      极端恶劣的自然条件,无法的耕地面积,才能造就巨量人口背井离乡外出。条件更为恶劣的贵州,全省近20%的人口常住省外——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大学生奔赴重庆山区、湘西山区、鄂西北山区、贵州山区、云南山区去支教、扶贫,但却很少有人去东北支教扶贫。因为东北的大多数农村相比较南方山区实在是条件太好,根本不需要扶贫。

      除了连片山区以外,另一个连片贫穷、产生巨量外出打工人口的区域是河南、山东、安徽交界的“中原塌陷区”,这一地区因为黄泛、淮害、盐碱和天量人口基数,导致大范围的区县人均P全国倒数。以著名的民工大市、户籍人口上千万的安徽阜阳市为例——其2016年人均P只有2500美元,不足全国平均水品的1/3,甚至只有贵州省的一半。

      过去几年里,长珠三角向内陆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最为成功的几个例子,也正是这些大批量产出赤贫农民工的省市:重庆、成都、郑州、贵阳、合肥、武汉的富士康们崛起了,那些原本在长、珠三角的农民工们返乡就业,同时也带动了上下游电子产业链的发展,这些城市在过去几年也成为了高速发展的样板。

      正是那些走投无的无产赤贫农民工,撑起了长、珠三角90年代到2010年代依靠出口加工的高速发展,也正是他们撑起了自己家乡从2010年到现在所承接的产业转移。

      而省呢?并不存在这种大规模赤贫的偏远山区,也并不存在黄泛、淮害、盐碱地,其最穷的地市人均P也有近6000美元,其绝大多数农民都没有达到走投无的地步,并没有参与艰苦枯燥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业的动力。

      人均P 2500美元的阜阳市,其户籍人口为1060万,常住人口为800万,1/4的阜阳人长期定居在阜阳外。

      人均P 6000美元的黄山市,其户籍人口为148万,常住人口为138万,只有1/15的黄山人长期定居在黄山外

      湖北、四川、重庆、贵州、河南也是类似的道理,那些居住在平原、坝子地区的人,每天的生活是麻将、扎金花、啤酒、火锅、小龙虾,和东北人民并没有什么两样,他们很难转移到林老师所说的“轻纺”、“电子加工”这两类省的“希望产业”中来。

      若不是因为人均2分的零散山坡贫瘠耕地连种包谷土豆都养不活全家,南方内陆山区农民又怎会愿意背景离乡干这种低端产业

      更重要的是,塞冬阐述了很多次——同样都是100个人,西南地区有20人的年龄在14岁以下,而东北则只有10人。林老师的“药方”中说,省16-59岁劳动力占比高达68.6%。然而,面对一个倒型的年龄结构,如何让这大部分年龄在40岁以上的“劳动力”富士康流水线?

      东北问题的根源在于其地球上独一份的气候条件。所有主动、被动的试图东北的方案,都不足以抵抗这一基本自然规律。

      东北的冬天足够冷,冷到总有一定比例的人会以离开东北为毕生目标。东北的夏天又足够的热,热到让其囤积了远超出其在后工业化时代所能承受的产业人口。

      东北不够富,高端三产所需要人和财不会在此立足。东北又不够穷,无法无产农民富士康的流水线。

      两三代人后,东北的人口将会由现在占全国的9%,下降到不足5%甚至更低。东北的产业足够支撑其“膝盖斩”后的人口步入发达社会,正如北欧、北海道、阿拉斯加一样——在如此寒冷的地区,只有人口少,才能人均高。

      巨量的转移支付,巨量的固定资产投资,人为的“产业政策”,只会造成巨量的浪费。东北一些地区甚至在人口只有二百万的地级市修建时速300km的高铁,这无疑是一种竭泽而渔。

      减少这些不必要的投资浪费,加大辽东半岛城市群的建设用地供给,加大天津等华北大城市的建设用地供给。让东北人口自然的转移到他们更加热爱的温暖地带,才是。

      在东北内陆,同样需要让人口能尽可能轻松的在、、沈阳轻松买房、落户、安居、乐业。只有高效率的特大城市,才能尽可能低成本地抵御严寒,保留住那些具有东北特色的高等教育、科研、军工、重工产业——城市足够大,人才才想留。

      而东北的大多数地区,除了少数大城市特大城市外,成为机械化的大粮仓,成为野生动物的保留地,成为连绵的国家公园,将会是一个必然的、无法人为逆转的未来。

      或许,或许无情,但对于大多数东北人、以及东北这块土地,这无疑是一个最好的结局。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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