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老板，以往受到关注，总是与矿难、封口费、团购悍马、成栋购楼等相关。近日，山西煤老板再次引发关注，则是由于他们的转型。在淡出煤炭业之后，汽车、教育、白酒等产业，甚至电子商务，都出现了他们的身影。

　　从2004年至今，连续6年时间里，山西对煤炭资源进行了持续整合。很多煤老板退出煤矿经营时，获得了经济补偿。手握重金的他们如丽转身？上千亿元的游资将投向何处？随着时间推移，很多煤老板转型投资的项目逐渐浮出水面。

　　8月初，山西省吕梁市的一个投资项目吸引了全国的注目。30多名煤老板共同出资50亿元，在吕梁市建设一个“杏花村酒业集中发展区”，规模相当于现在汾酒集团的三倍。这个集中发展区，也是山西省转型发展的第一个实验区。

　　“煤老板的钱没有别的味道，投资白酒很正常。”汾酒党委副阚秉华表示，产业区项目将由汾酒负责具体运营，意在整合山西境内的上千家白酒企业。阚秉华强调，不要戴有色眼镜看待来自煤老板的钱。

　　煤炭，又被称为“黑金”。它在山西国民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煤矿“多小散乱”格局，也造成了资源浪费、污染、生态、安全事故频发等诸多问题。

　　从2004年开始，山西省开始了煤炭资源整合。在2004年的“煤炭产权”中，山西省共关闭4000多座非法煤矿。2006年，山西省出台了《煤炭资源整合和有偿使用办法》，使得年产在9万吨以下的煤矿全部出局。此后，煤炭资源的整合一浪高过一浪。

　　2009年4月15日，山西省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到2010年底，全省矿井数量控制目标为1000座，兼并重组整合后煤矿企业规模原则上不低于300万吨/年，且全部实现以综采为主的机械化开采。

　　如今，很多私营煤矿早已改姓“国”。煤老板们则获得了现金、股权以及其他方式的补偿。根据非的估算，煤企整顿“挤”出了上千亿元的资金。

　　退出老本行之后，对于这些手持重金的煤老板们，钱该如何花出去，如何继续创造财富成为人们关注的线

　　为将煤老板手中的资金留在山西境内，2009年7月13日，山西省办下发了《关于促进民间资本进入我省鼓励类投资领域的意见》，引导民间资本投资基础设施领域，在财政及税费等九个方面对民间资本进行优惠。在这样的形势下，帮助“前煤老板们”找项目，成了各级的一项重要工作。“杏花村酒业集中发展区”就是吕梁市牵线搭桥的项目。

　　吕梁市副市长、杏花村酒业集中发展区建设领导组副组长张中生说，煤炭资源整合后，吕梁市至少有400亿元资金退出了煤焦领域。今年3月中旬，张中生带着几个“前煤老板”去茅台、五粮液等酒厂考察，从中看到了商机。他们很快商量决定，并成立了中汾酒业投资有限公司，项目立即上马。按照规划，酒业集中发展区可安排3万余人就业，带动酿酒高粱产区10万户农民致富，汾酒增加销售收入100亿元以上。

　　今年8月，民营煤炭企业山西成功集团斥资数亿投身造车的作“成功一号”微面在呼伦贝尔草原上首次亮相。为突破利润瓶颈，成功集团董事长马国利通过4年的调整部署，使这家“每年挖煤挣十多个亿”的民营煤企成功迈入汽车制造业。

　　今年年初，由21位“煤老板”联合组成的汾阳市煤炭企业转型发展联合协会挂牌成立，协会筹集资金3亿元，准备与市联合新建两所高中、一所职业中学。在太原、临汾等地，由“前煤老板”合资成立的养殖、花卉、建材等项目，也逐渐进入了收效阶段。

　　随着山西煤炭业整合，“前煤老板们”通过新的项目，与“黑金”时代告别。对于那些昔日的煤老板来说，他们也认为退出煤炭领域不是坏事。

　　“前煤老板”孔祥生说，当初，有部分人觉得自己受了损失，但现在看来，煤炭资源整合既是对生产力的解放，也是对煤老板的解放。“过去，我们是挣钱多点，但安全压力太大，整天在提心吊胆中过日子。现在，终于可以平气地干点事业，享受充实的生活了。”

　　民营煤炭企业山西成功集团董事长马国利通过4年部署，梦见钱包被偷使这家“每年挖煤挣十多个亿”的民营煤企成功迈入汽车制造业。今年8月8日，该企业投身造车的作“成功一号”微面在呼伦贝尔草原上亮相。

　　马国利：我从事煤炭时间并不长，大概十几年。但我经营煤炭业的思跟别人不一样，有的煤老板只做煤炭开采，有的只做煤炭运输，我现在是开采、运输到贸易整个产业链全部环节都做。布局整条产业链的战略事明在后面的竞争中是有优势的。煤炭企业如果没有自己的运输链条的话，在运力资源紧张的情况下会很吃亏。

　　马国利：现在年产100万吨左右。山西省从去年开始掀起煤企整顿风暴，我们想继续在煤炭行业立稳脚跟就必须做大。其实成功集团在山西煤企里不算最大，但我们在开采技术、机械化程度和管理安全控制方面在长治是位于前列的。成功集团的利润贡献现在基本还是煤炭贸易支撑。

　　新京报：你之前提到过，煤炭板块大概稳定在每年10亿元左右的利润，那么扩产之后，投入和产出能成正比吗？

　　马国利：(笑)其实煤炭企业都比较忌讳谈收益。可以说，产出还是比较可观的，前期的投入至少也在两三个亿，包括修建马、农田补偿等。

　　马国利：我自己本身是个机械迷，上学时间不长，但自认为还算善于学习，兴趣广泛。我对很多东西都感兴趣，现在自己还学会，并组建了航空公司。另外，也喜欢研究热气球、发动机等一切机械的东西，这也是我转型想造汽车而不是其他项目的一个初衷吧。

　　3 4年前，山西省其实已开始提出产业转型的号召，成功集团那时候已经完成了原始积累，是时候要考虑后续发展，有的煤老板进了股市，有的投资房地产。我选择了造车，这个跨度是很大、很难的，但我觉得恰恰鼓励的是这种转型模式。

　　马国利：困难不在资金，主要在于零经验，且没有完整的管理团队。山西的汽车基础很薄弱，比如我们现在生产微车，山西没有一个完整的零部件供应配套体系，这些都需要自己从零开始，但土地政策和投资方面，我们得到了很大的支持，这是出乎我意料的。

　　马国利：收购淮海发动机厂前后花了1个多亿，遵义生产等投了3个亿，长治目前也投了1个多亿。长治我们是计划筹建一个年产20万台的整车和60万台的发动机厂，现在厂区和办公楼的建设已经完成，买地等接近两个亿，关键是设备的采购，冲压等生产设备正在跟国外供应商做技术交流和商务谈判，总的成本预算在4个亿左右。光是涂装设备就接近3个亿。预计明年6月份之前陆续完成，一期建成后大概投入11个亿，全部完成大概是20个亿。

　　马国利：我们没有涉足房地产和股票，所以基本可以摆脱资本运作的嫌疑，现在就是单纯汽车和传统煤炭主业。

　　山西晋城的车先生脚上穿着一双时行的“Crocs”，他浓郁的山西口音缓慢但铿锵，会避开记者尖锐的问题，将话题引到他最自豪的“循环经济”上。他对记者说，自己年事已高，早已不是什么“煤先生”，现在最挂念的是把自己的“农产品一条龙产业链”经营好。

　　新京报：什么时候开始从事煤炭开采？之前的煤矿年产大概多少？车先生：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从原先的炼铁行业转向煤炭开采，先后创办了窑坪煤矿和西陈庄煤矿，到2009年时，一个年产30万吨，另一个年产120万吨。

　　车先生：我们泽州县下村镇当时共有大小煤矿14个，2009年经过国家的重组，就剩下我的这两个煤矿，其中30万吨的那个要扩大年产量至90万吨。国家在两个煤矿中占51%的股份，我占49%。现在两个煤业公司的经营管理由我两个儿子负责，我不插手。

　　车先生：搞“农业经济循环圈”。具体来讲，就是建立种猪养殖，猪粪产出沼气，沼气、沼渣可以用作燃料和绿色有机肥料，投入到农作物生产中，这么一个完整的循环产业链。

　　车先生：这个项目2003年左右开始起步，这两年效益越来越好。现在我们公司有约1000亩地种植农作物，其中500亩是我带领公司员工开垦出来的荒山；种猪厂约有3万头猪，产出的沼气可供气百万吨以上，我们附近三四个村的燃料都由我们公司供应，他们现在已经完全用沼气替代了煤。

　　目前，我们公司下设养殖业公司、沼气公司、农产品加工公司，年产值大概在10亿元左右。虽然经济效益确实比不上之前采煤，但从社会效益来看我觉得比以前好。

　　新京报：为什么要选择转型做农业？转型过程中遇到了什么困难？车先生：我们那里的人文化程度不高，什么高科技、新兴产业的我不懂，也搞不起来；但农业是根本，既可以解决村里人的吃饭问题，又能节约能源，我觉得是个好事。刚办企业的时候资金和技术都有困难，后来镇、省给提供了不少补助资金，我们又从外面专门请来了建厂房和设备的专家，慢慢才上了轨道。

　　车先生：还有机械公司、建材公司和旅游公司。从今年开始，我还投资给村里修、修学校，建老年公寓等，回馈社会。

　　陈先生话不多，煤企重组后就离开山西朔州到从事建材生意的他，对于过去的“煤老板”生涯不愿多谈。他说，人要向前看，“不但企业要转型，人也要转型”。

　　陈先生：2007年，我从朋友那里承包了一处年产7万吨的小型煤矿，2009年山西省刚出台重组政策不久，我就退出了生产。

　　陈先生：由于我的矿本来规模就很小，属于国家明确关停的类型，之前不是很赚钱；重组后所占的股份也少，因此决定退出以后就不再参与煤矿生产了。正好我有个朋友在搞建筑公司，所以就拿了补偿煤矿的资金来了做建材生意。

　　陈先生：现在是全国发展最快的省份之一，很多地区的城市建设刚起步，有着大量的基础建设项目，需要大量建筑材料。现在的生意有朋友帮忙，经营状况尚可，比我原先预想的要好。

　　新京报：在转型中遇到了什么困难？陈先生：转型初期有点不适应，心理上还是有点接受不了。以前也没做过建材生意，什么都要从头学，对于我这个年纪的人来说不太容易。不过我这个人性格比较乐观，人还是要向前看，都说煤企转型，其实人也需要转型，我这不就“转”了嘛。

　　对于山西煤老板转型，分析人士在表示认可的同时，也积极引导和金融机构专业协助，同时提醒投资人不可盲目追求过高的投资收益预期，而是要判断投资项目的收益和风险。

　　江南信托研究能源投资的廖年生博士认为，山西煤炭企业重组是国家调整产业结构、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宏观经济政策需要。煤炭是山西的支柱产业，同时也是不可再生资源。当煤炭价格上涨后，在利益驱动下，山西的煤炭行业不可避免地出现“多小散乱”的格局；山西出台煤矿重组政策，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实现规模效应，提高经济效益和资源利用效率。廖年生表示，煤炭行业只是众多投资行业的一种，当煤老板们通过采煤完成原始资本积累后，从分散投资风险、确保财富增值的角度，理应向其他产业转型。虽然此次重组的动力要来自于政策，有部分实力较弱的煤炭企业不得不退出，但从长远来看，坐吃山空的资源开发并不是企业发展的长久之计，因此有战略眼光的企业主应该主动寻求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山西从事金融投资业的韩先生向记者介绍，目前山西煤老板们一般有两种选择：一是到外地投资，比如到继续投资煤炭，或者去上海投资房地产；另一种是在本地投资别的新兴产业，比如三农产业、精工铸造等。但也有一些煤老板盲目地将投资集中于特定行业，如酿酒业、旅游业等，导致这些行业资金过于集中，陷入了投资误区。廖年生认为，这种现象的产生与山西的产业发展不均衡和投资人的投资管理能力较弱有关。他，这一问题应该通过的积极引导和金融机构的专业协助来解决。

　　首先，在煤企转型过程中，除了推动重组外，需适当引导煤炭行业剩余民间资本的投向。还需有相应的配套措施，如允许设立产业基金、引导基金等，利用恰当的金融投资工具促进社会资本的合理利用。

　　对于这些过剩的民间资本，廖年生还直接利用金融机构的力量，实现专业化的金融投资；他同时还提醒，投资人在投资过程中不可盲目追求过高的投资收益预期，需判断投资项目的收益和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