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中旬，一条“国家级贫困县——云南富源花千万巨资办演唱会”的消息引发狂潮。富源，这个滇东北小县城，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第二次站到了的风口浪尖。早在4月初，这个拥有着“西部百强县”名号的县城因再次戴上“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就曾的质疑。
接二连三的压力，促使富源县取消了原定在6月中旬举办的文化节。此举迅速平息了的质疑声，但当地希望通过文化节实现的招商引资、经济转型研讨等计划也随之石沉大海。
如果说经济结构转型是资源型城市的最好出，那么，促使当地的煤老板村干部岗位，开展“矿村共建”，则是富源县在农村经济发展上的一次探索。有专家指出，这样的模式虽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贫困问题，但的确给当地带来了不少改观。
5月24日中午，富源县富村镇团山村委会，仕维希望小学的学生们正在操场上嬉戏。校门两侧一副鎏金对联非常显眼——“情润家乡桃李树，心系后辈栋梁材。” 旁边，一条柏油顺山蜿蜒而上，通到村子里的每一户村民口。
村子的地下，是煤老板陈仕维的小河边煤矿。煤矿在村子，村内有煤矿，这样相互共存的“矿村集合体”在富源县比比皆是。在这里上学的孩子几乎都知道，自己就读的学校是村里的陈仕维捐资修建的，因此学校以“仕维”命名。2008年以前，村里的小学和道都是破败不堪的。如今的新柏油和新校舍，都有陈仕维的一份功劳。他不仅是一个煤老板，还是团山村委会的党支部。
小河边煤矿虽然不大，甚至在镇辖区内都排不上号，但老板陈仕维却是当地的一个风云人物。1988年，30出头的他带着一帮兄弟打拼，开起了小河边煤矿。此地与贵州盘县交界，从资源分布上来划的话，富源一半以上的煤矿都属于盘县矿区，当年资源争夺战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如今，20多年过去了，陈仕维的煤矿早已正轨，但他毫不避讳：“这个矿可以说是当年打架打出来的。”
当村支书，是陈仕维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早在2003年，富源县在全县广泛开展农村基层党建“三培养”活动，即“把优秀的致富能手培养成，把培养成致富能手，把致富能手培养成农村干部”。目的在于加强和改进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增强农村带头致富、带领群众致富的能力。此时的陈仕维依托煤矿资源，已经成了当地的致富能手，自然也就成为了“三培养”对象。
2006年，陈仕维顺利；2007年5月，村党总支换届时，陈仕维当选为团山村党总支。随后，他又被推选为富源县第十五届代表、县第二次党代会代表。
“群众信得过、安排我来当这个村支书，我就干。”陈仕维的口气有些勉强，“如果我不当这个村支书，让给其他人来当，还可以多解决一个人的就业问题。”这是陈仕维最初的想法。
就在他当上村支书的那一年，富源县再次提出了“矿村共建”的新农村发展，利用煤矿资源的资金优势，带动农村经济加速发展。在这一点上，前期的“三培养”思与“矿村共建”不谋而合。
在富源，几乎所有的煤老板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民，煤老板村官也有，只是不多。通过“三培养”和“矿村共建”两项政策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富源煤老板了“从政”之。截至去年，富源县委组织部的统计数据显示，富源一共有22个煤老板当上了村干部。
虽然村级干部并不由县委组织部任命，但组织部全权负责“三培养”这一政策的推进、落实。“无论是三培养还是‘矿村共建’，两者发挥的作用是一致的。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村基础，带动了农民致富和经济发展。”富源县委组织部副部长蔡光伟对两项政策的“不谋而合”给予了高度肯定。他说，致富能人包括了各行各业的企业带头人，但结合富源的实际，煤老板占了当地“致富能人”的较大比例。
实际上，“三培养”与“矿村共建”有着实质的不同。前者是发展、发展村干部的一项组织工作，后者则是新农村建设的一个思，由村寨煤矿企业出钱、老百姓投工投劳，共同改善和生活条件。“农村所有都是培养对象，富源这么多煤老板，能选上的毕竟是少数。‘矿村共建’则是引导煤矿企业参与农村建设的一种探索模式。”蔡光伟说，相比起来，培养和村干部的要求更高，而且是严格按照标准来筛选的。
尽管有着严格的要求和标准，但煤老板作为资源和财富的集中体，如果再拥有身份的优势，会让人担忧资源和财富高度集中带来的问题。但是，蔡光伟并不认同这一观点，“任何一个资源型城市都几近相同，资源和财富往往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选这些煤老板当村官，是资源二次分配的一个办法。这部分人正是因为有了资源才有了钱，所以利用他的资源和财富优势来为其他村民，实现共富。”
此外，蔡光伟说，在的积极引导，以及社会的外在压力下，富源的煤老板都在主动做事。“当上或村干部后，他们的社会责任感会更强。而且我们也要认可人都会有的一个观念，那就是‘人一旦有了钱，要争个好名声’。”
“以前只要自己想做公益，可能只需要出点钱就可以了。但现在村子里的大事情，我都得亲自去落实解决。”
陈仕维起初并不想当这个村支书，可这一当，就整整当了五年。“村民们我当，我还不得不当下去。我不喜欢给我下任务，但也没人勉强，该干的事情我自己会去干。”到现在，陈仕维都不愿意别人喊他“陈”，更不愿意有人喊他“陈老板”。“大家都喊我陈大哥，比我岁数大的，就直接喊我名字。”第一次见面，记者叫了声“陈”后，他板着脸如此解释。
其实，陈仕维并不像第一印象中的那么严肃、那么难以接近。“采访么就算了，更不要提我是什么典型，我们就这样坐着聊聊天就行了。当个村支书不容易啊！我现在不仅连村民的问题解决不了，连自己的问题都没办决。”原来，陈仕维的矿已从今年1月停产至今，原因还是与资源争夺有关。陈仕维的矿和盘县一个煤矿的地下矿洞紧接，盘县的煤矿没有的证照，被叫停了。“资源争夺有时候就是这样，我干不成你也别想干，后来对方把地下的矿井挖通，往矿洞大量灌水，将我的矿洞也全部淹了。”
这场在地下进行的资源争夺战，者不仅只是陈仕维，村里的200多户农户也跟着遭了殃。“水淹了200多亩土地，小春基本绝收，玉米种不下去。”矿洞被淹数月，给陈仕维带来4000万元的经济损失，但他认为，应该首先将村民的土地救出来。“煤矿暂时可以不生产，但老百姓土地被淹，种不下去庄稼，还不得来找我这个村支书啊？”煤矿被淹之后，陈仕维也试过抽水，但这边一抽，对面又放水，几经反复仍是徒劳。
为此，陈仕维找过富源县领导，甚至省里的相关部门都来看过，并答应与盘县协商。但时至今日，淹水事件仍没有得到处理。
“一个非法矿井能开采这么多年，年产量可达20万吨，比我的矿产量还高5万吨，那边的背景很难想象。”见出面都解决不了问题，陈仕维开始揣测对方的“来头”。“现在解决问题也不能像当年开矿那样，打架也打不动了，而且我是，要解决问题，只能寄希望于党委、了。”
煤矿的停产，不仅带来农民的土地损失，在煤矿打工的村民也休工。以前几百名工人的矿，现在只能留下几十个检修设备的人。“一些60多岁的老人经常找上门，让我安排点活计。我不能，了人家就没有饭吃。”这样的情况，在陈仕维的矿上经常有。这些老人往往被他安排去做守井口等“清闲”工作。村里还有8个老人被他安排去养护村里的道，不管干不干活，每个月都能领300元钱。
最近，陈仕维也在寻找新的矿点，一旦找到，会有更多的人来他的煤矿上班。用他的话说：“当村支书真没意思，以前只要自己想做公益，可能只需要出点钱就可以了。现在村子里的大事情，我都得亲自去落实解决，更多了一份责任。”
为了引导富源的煤矿参与新农村建设，实现“矿村共建”。几年前，富源县就设立了企业社会责任。这让原本就有回报家乡的煤老板们产生了兴趣，但他们在乎的并不是那点金。陈仕维便是2011年度富源企业社会责任的铜获得者，但他说：“金多少我并不在乎，在乎的是对我们付出的肯定。”
陈仕维一直不鼓励自己的子女跟煤矿沾边。他的4个子女有的教书，有的自己创业，都有自己的工作。“我的钱也不是给子女的，靠资源赚来的钱是国家的、是社会的，我要把这些钱花出去。”前段时间，在昆明开投资公司的儿子想找他要点钱，被陈仕维了。“给子女买一小套房子，这是我应该做的。但如果自己做生意需要钱，也可以，不过得来借，写欠条。”
富源最出名的煤老板村官，是后所镇庆云村委会的牛家德。因为给家乡带来巨变，他多次被等报道。牛家德也是富源较早做煤矿的人，他的大炭沟煤矿1986年就投产了。那时，他只是一个小老板，却惦记着拿出上万元钱帮村子解决饮水问题，在当地深得。有人评价他是“有三分钱就愿意拿出两分给村民用的人”。
“我们不能等到煤挖完了的那一天，才考虑未来的发展问题。我们是利用当地资源起家的，回报家乡更是责任所在。”这是牛家德经常说的一句话。相比起其他煤老板村官，牛家德早就具备了群众基础，但他也不太想当村支书。2007年，在镇上和县里相关部门的多次劝说之下，他才走马上任。他上任后干的第一件事，便是修建学校和参与主导的新农村建设。
庆云村以前是个什么样子，我们无从得知。但走进今天的庆云村，一幢5层的新村委会办公大楼矗立眼前，围绕在大楼周边的，是13幢312套崭新的单元楼安居房，还有2万多平方米的配套设施楼。2008年4月1日开工的庆云民族学校主体工程也已完工。这些工程，有的是拨款，但也是牛家德投资数千万元换来的。
如果说牛家德是富源县的“明星村官”，富源县营上镇大坪村委会耿光旭则是这些煤老板村官中的一匹“黑马”。2002年大坪煤矿改制，他才将煤矿转了过来，去年一举摘下富源县企业社会责任的金。
耿光旭是个“特例”——他并不是依托“三培养”、“矿村共建”等政策当上村支书的。1996年他便是村委会主任，2002年换届时当上了村支书。借助的政策，出资参与建设基础设施，改善，这些都是所有煤老板村官的“老套”，耿光旭也做这些事，近年来，他累计投资8000多万元，建学校、村委会，，电网。但对于村子以后的发展，他有着自己的思。
2010年，耿光旭把村里的土地集中起来发展种植业，全部种上梨、桃等果树。由他出树苗，请技术人员教授种植和管理知识。村民不但不用出钱，只要管理好自家的果树，还可以领取每亩100元的补贴。待果树挂果之后，他便将土地连同果树一起返还村民。村民也不用担心果子的销，一切都由耿光旭负责。
为了扩大传统产业的种植规模，他还在村子里发放无息贷款。只要种植魔芋的村民，每亩可申请5000元的贷款，3年之后返还本金即可。去年开始，他又在村内带头种植天麻，引进昭通的种植技术，让村里的农户到他的学习。只要试种成功，村民也学到了技术，便可在全村推广，村民不用承担试种的风险。
这样的投入和发展思，让大坪村的老支书唐世雄望洋兴叹。卸任村支书后，唐世雄就一直在耿光旭的煤矿上打工，分管洗煤厂。“这些事情是我当村支书时想都不敢想的，也只有他（耿光旭）才有这个实力，帮村里做些实在的事情。以前这里的农民人均收入在2000元左右，现在已经达到了4500元。”
富村镇的陈仕维也想参考耿光旭的模式，在村里发动农民搞一些养殖业和蔬菜规模种植。而他现在最想做的，就是将仕维希望小学旁的幼儿园盖起来，让村里孩子能够在家旁边上幼儿园。
正如富源县委组织部副部长蔡光伟所说，煤老板入了党、当上村干部后，他们的社会责任感会更强。当地一官员曾评论煤老板村官：“在富源，有些普通村干部会利用资源优势赚钱，但他们（煤老板村官）不会争这样的利益，而且几乎都在贴钱，都为自己的家乡带来了较大的改观。”
富源的煤老板村官，的确给当地带来了巨大的改变。但是，当地群众随时面临着资源短缺问题，贫困状态难以根本消除。大坪村委会虽然各项条件都不错，但当地村民反映，村内生活用煤都得从外面买，只有村里办红白喜事的时候，才能从村里的大坪煤矿购买。而煤炭资源就集中在煤老板的手上。
云南财经大学国际工商学院院长刘尔思博士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农村经济的发展研究，对于这样一种探索模式，他并不看好。他分析，这算是基层组织的创新，这种模式不仅云南有，其他地区也有。局部地区进行试验是可以的，对表面上带来的改观也值得肯定，但其仍有局限性。根本问题在于，还是存在产权制度不明晰的制度问题，只能带来阶段性的好处，不能根本解决农村贫困。
刘尔思指出，“矿村共建”有一个前提，矿如果是国家的矿，进行这样的试验是很有必要的。但私人的矿搞“共建”就可能带来问题。此外，还有很多经济学中所注重的外部性（一个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对另一个经济主体所产生的有害或有益的影响）。“当一个村、一个企业的作为导致了公共危害，比如污染，这个谁来买单？煤矿、村子显然都不是。”
“矿村共建的核心，是经济和行政体制要很好地去设计。我们国家现今确实存在资本、官僚资本，或者是村霸资本。村霸资本的渗透力很强，以前拥有的是经济资本，现在又有了资本。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封建地主也对社会有贡献，但都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现在只能靠矿老板个人的来做好事，而不是靠制度设计让他做好事。现在他能为百姓做事。换做是他们的后辈呢？再如果政策变了，让他多拿钱来治理呢？这样的是不持久的。我们只能说，这种模式带来了一些上的改观。我们更应该考虑老百姓的收入来源是什么，矿老板的不是长期的。‘矿村共建叶选廉 景甜’，阶段性地有一些好处。但只有新的制度设计才值得研究，它或许能改变农村的贫困状况。”
“我个人赞同矿村股份合作制度。把老百姓的利益和矿上的利益结合起来，股份制才是最好的做法。比如说，这个村子有100亩地，我们就把这些地作为村子在矿上的股份。这100亩地的价值可做一个评估，土地以下的资源价值也可以做一个评估。即便是土地下的价值不一，也是分配的技术问题，而不是制度问题，这样才是相对公平的。”
刘尔思认为，煤老板的付出并不是完全关心村庄建设，是关心土地下面的东西。他们需要用自己的行动来换取村民的支持，也有可能是为了缓解一些矛盾，安抚村民。实际上，任何一个生意人都不会做亏本买卖。“三培养没有错，一个善于经营的人，我们把他从上拔高、从上支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影响他，让他成为一个有公心的人、成为一个，这无可厚非。”
“产权制度不明晰，只是现在一个小的方面，将来还可能引起一些村子之间的矛盾。村民的土地、财富、资源都掌握在少部分人手上，实际上是很的。”刘尔思认为，不论煤老板做了多少公益，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始终得不到本质改变。只有产权、股权的，才能根本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