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车从大柳塔镇出发，一路向东，汽车驶过一段省级公路后拐进一座山头，途经的几个煤矿早已大门紧闭。全程一路畅通用了40分钟，当地人说，前两年这一段路程至少需要几个小时，彼时的山坳里，常年排满了拉煤的重型卡车。

　　乔振杰的煤矿年产能150万吨，固定资产3.8亿，仅一套综采设备就投入了一亿多元。旁边的山坡上，一幢五层办公楼和员工公寓连成一排，整个矿区的生产环境看上去非常正规。只是，方圆几公里早已没有了曾经车水马龙的景象，这片区域在西北隆冬的寒风中倍显冷清。

　　乔振杰的老家在乌兰色太邻村，这位土生土长的煤老板没上过学，早年靠放羊养家糊口。他说，那个年代，山上不长树，地里不长苗，这里很多人家穷得“连过年都买不起酱油”。

　　1984年，新华社发出一条电讯：“陕北有煤海，质优易开采。”大柳塔被誉为这片煤海的白菜心，依靠煤，一部分农民洗脚上田告别了曾经的生活。这年，乔振杰19岁。

　　2001年，正值煤炭行业低谷，乔振杰揣着十几万，四处打探。乌兰色太村的村民聂占宽闻讯找了过来，提供了条线索：陕西金马集团想把乌兰色太煤矿卖了。他俩当初一起下过井的小煤窑就在附近，对这片地下煤层的储藏情况了如指掌，知道挖出来就能挣钱。

　　当时的煤矿是个烂摊子，粗放的开采方式下，乔振杰和聂占宽既是老板也是矿工，他们和其他几个工人住在简陋的平房里，饿了啃馒头就凉水，醒了就挖煤。2002年，他们挖出3000多吨煤。当时煤价涨到十几块，但最后一核算，他们还是赔了几十万。

　　“我是煤矿的发起人、法人和实际控制人，煤矿赔了钱，大家都来找我要。过年那天，来了十三四个人，往家里一坐，下午我妈给做好饭，他们连吃带拿，家里都被掏空，晚上这群人走时，把摩托车也顺走了。”乔振杰回忆起多年前的往事，潸然泪下。

　　2004年下半年，国内煤炭飙升至100元/吨，乔振杰的煤矿年产也稳定在9万吨左右，发展进入快车道。2007年1月，国家煤炭行业“十一五规划”出台，明确提出煤矿要“改小建大”，以整合为主、新建为辅。乔振杰一边努力扩大产能，一边与政策赛跑。

　　但此时，另外两个股东要求变现退出，乔和聂再三挽留未果。商量两三个月，对方坚持折价兑现2.4亿撤股。但这一要价比原来整个煤矿的价格还要高，乔振杰和聂占宽根本无法支付，更何况筹建新矿也急需投资。几轮谈判拉锯，两人提出分期支付，对方答应并顺利退出。

　　此后，乔振杰变得更有野心，他要将新矿建成“全省响当当的个体大煤矿”。在高校进修过三年经管专业的乔振杰学以致用，决定将公司财务正规化，重金聘请了一名已在政府部门升为副处的数学系高材生任财务总监，随后又将生产正规化，年薪百万挖来曾经的顾问当矿长，后者本来即将升为当地最大国企神华神东集团的矿长。

　　2010年7月17日，乌兰色太煤炭有限责任公司建矿十周年，新矿投产，200多位客人从四面八方赶来祝贺。当时的一张纪念合影中，乔和聂站在中间一排人中间，目光游离在镜头之外，表情看上去既兴奋又有些不知所措。

　　陕西榆林、内蒙古鄂尔多斯、山西朔州，是中国的“煤炭金三角”，中国地图上这三个城市串成的地域版图，是能源财富神话诞生的地方。一组公开的数据显示，2011年，榆林资产过亿的富豪在7000人左右，这里被称为“中国科威特”，鄂尔多斯则是“东方迪拜”。

　　从与乔振杰一起买下乌兰色太煤矿起，聂占宽一直是乔的黄金搭档

　　“这个行业风险太高，一个事故，这辈子就折进去了，就像刘家峁煤矿一样。”聂占宽时刻保持着警惕。他口中的刘家峁煤矿，在隔壁的孙家岔镇，1月6号上午9时许，这家煤矿发生井下事故，11名矿工遇难，煤矿相关负责人被控制。

　　乔振杰说，现在经营煤矿比刚起步时都困难。他算了笔账：煤矿日产3万-5万吨，量小利润有限，此外，“一天电费就得3万元，煤矿需要50-60人才能维持正常运转，如果不经营，光电费、工人工资就没有着落，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

　　近年煤炭市场一直供大于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底，全国煤矿总规模为57亿吨；而预计煤炭消费总量39.52亿吨。乔认为这是造成煤价不断下滑的主要原因。

　　这些年，圈里的朋友越来越少，聂占宽感到孤独，但他依然会笑对告别

　　国企和民企之间仿佛隔着面玻璃墙。聂占宽说，“神东交的资源费才2毛/吨，我们要2块/吨；神东只要交国税，我们除了国税还要交地税，这4年来我们光税就交了5亿。”说完，他皱着眉头沉思片刻，右手一挥，叹道“没办法”。

　　2015年，乔已经开始寻找退路。他和陕西中煤多次沟通，“他们准备购买我们煤矿，只是眼下没有那么多钱。”他开出的条件是自己将控股权全部转让，但是乌兰色太煤矿保持经营独立权，管理层人员不动，他说，“要给弟兄们留条后路。”他的合伙人聂占宽这次仍然选择和他同进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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